放下武器-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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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官，二寸宽的纸条，让你当在理，不让你当合法。”
郑天良虽然没有正面附和，但还是以敬酒来表示敬意。
吃完饭，万源请大家洗澡，郑天良说他要回代表团驻地市委招待所，赵全福说你们先上去洗，我将郑县长送回去后马上就回来。在出门的时候，郑天良悄悄地对沈汇丽说了一句：“今天是下不成地狱了。”沈汇丽说：“地狱今天插上了门拴。”他们短促的对话没有人听到，听到了也不知所云，这是特工人员接头时的暗号。
赵全福在送郑天良回市委招待所的路上，交给郑天良一个信封，他说：“我这次本来也想去深圳参加招商会，但我目前并不需要引资，最着急的还是合和厂回迁，还请你大老板尽快帮我立项。”
郑天良接过信封问了一句：“这里面是什么？”
赵全福说：“几张华盛顿头像，你到深圳少不了应酬，还得去中英街转转，看到什么好的礼品，也给我带一份。最好送我一双皮鞋，鳄鱼的。值不少钱呢。”
郑天良用手捏了捏信封，好像也没多少，就装进了公文包，他说：“这让我多不好意思，谢谢了！”
赵全福说：“谢什么，你们当县长的那点钱还不够我抽烟的，我这点小意思，也只够买几包烟抽的，不要见外。”
郑天良回到市委招待所后，打开信封一看，两万美金。这时有人敲门，郑天良迅速将华盛顿头像装进公文包里，然后整理了一下头发去开门，来人是市委书记叶正亭。
这天晚上与其他任何一个晚上都没有什么两样，城市里到处是醉生梦死的灯火，穷人们在街头摆摊谋生，有钱人在洗澡和泡小姐，乡下的农民们早早地进入了梦乡，他们在梦里耕田种地。
后半夜的时候，一股寒流抵达这座城市，第二天早上，郑天良发现窗子玻璃又冷又硬，窗外的大街上行人在清冷而稀薄的光线下如蚂蚁一样爬向他们自己应有的位置。
我抬起头看了一眼天，天空飘着冰冷的雨，裹紧衣领，我爬上了开往武汉的长途公共汽车，为了省钱，我不能坐空调大巴，而这个国产的老爷车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凄风冷雨中哼哼唧唧地向着目标爬行。
车里都是穷人，一路上，走走停停，上上下下，先是一个玩易拉罐的骗子跟几个同伙联手骗了一个老农准备去武汉看病的三千块钱，那个害病的老农以为那八万块钱一等奖肯定能让他死里逃生，而我知道这只能使他离死亡更近。后来有几个卖秘鲁币的人上车没有得手，但车到黄梅县一带的时候，还是有两个做小买卖的商贩被偷走了六千块钱，车上气氛很紧张，车厢里是刺鼻的方便面、卤鸡蛋和烟草的气息，还有一些小孩的尿味夹杂其中，那位在孙子陪同下去武汉看病的老农在车子经过一处山路拐弯时终于嚎啕大哭起来，邻坐的一个小采购员模样的人在骗子下车后告诉他那个特等奖易拉罐盖是假的，老农哭着要跳车，他的孙子也陪着他一起哭得六神无主。驾驶员麻木不仁地说：“今天算好的了，马上就到武汉了，要是遇上劫匪，全车人就都分文不剩了。”驾驶员就像一个长年累月杀猪的屠夫，他对所有乘客就像对所有即将挨刀的猪一样表现出死有余辜的冷漠和残忍。我有些看不下去，总觉得这个老农像我乡下的父亲一样孤苦无助，我在骗子们行骗时不敢站出来主持正义，这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死，我有儿子，还有无人赡养的老子。这时，我决定要为老人做点事，于是我站起来说：“各位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每人为这位老人捐十块钱吧，不然他连今晚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在我的呼吁下，大多数人都掏出了十块钱交给了我，有些人不情愿，我就向他们鞠躬，其中有一个腿有残疾的年轻人红着脸捐了八块钱，他说如果都捐了，他转车买车票的钱就没有了，两个被偷了六千块钱的小贩哭丧着脸没有捐钱，我也就认了，但司机不愿捐钱，他说：“我每天跑这条线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如果都捐，我还不破产了。”我攥住卖票的小伙子的手说：“你们必须捐五十，你们只知道收钱，对乘客的财产安全一点都不负责任。”小伙子问司机怎么办，司机说不要睬他，乘客纷纷谴责这种见死不救的行为，我将卖票小伙子的胳膊反背过来：“捐不捐，不捐我今天就将你扔到车外去！”车上的乘客跟着我起哄，司机在前面发话了：“给他五十块钱，认倒霉吧！”我收下五十块钱后说，“倒霉的是乘客，而不是你。”
我自己捐了二十块钱，因为我也没有再多的钱了。当我将四百二十八块钱交到老农手里的时候，老农让他孙子给我跪下，我拉起了正要下跪的小孩。说：“老大爷，天上掉不下馅饼来。以后注意一点就是了。”
做完这一切，我突然有了一种神圣的感觉，这一段时间，我一直活得非常猥琐，妻儿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书商对我指手划脚，而为了挣钱养家糊口，我忍辱负重，出卖尊严，也出卖我舅舅郑天良的历史，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舅舅那些令人龌龊的丑行在我面前越堆越多，面对我舅舅的丑行就像面对着阴冷潮湿的女人的月经一样让我恶心，但为了生存，我不得不继续恶心下去。
书商姚遥批评我说如果郑天良这个腐败分子与女人的淫乱写得不充分，就决不出版我的这本书。我坐这趟车去武汉是为了找王月玲进行采访，想从她那里能不能得到一些我舅舅的有关材料，我得继续将恶心当作米饭来吃，我得继续寻找并陶醉于月经的气息。
王月玲现在是武汉一所综合性大学经济系本科二年级学生。她在回到老家后用自己挣来的钱进了高考补习班，去年以全县总分第二名考进了这所知名的高等学府。我找到王月玲的时候，她正在图书馆看书。我将她约到了学校留学生俱乐部里喝咖啡。
王月玲坐在我的对面，穿着一身浅黄｜色的纯棉休闲夹克，里面是一件薄薄的白色羊绒衫，一头乌黑的头发沿右耳际向后甩开，显示出不对称的和谐，她的脸上没有丝毫风尘的气息，纯净的表情和书卷气使我无法开口向她问起那些龌龊的事情。她的经历有些传奇，乡下打工妹在失学三年后又考上了高等学府，曾引来许多记者苍蝇一样地扑进了这所高校，见多识广的王月玲面对我的时候显得很平静。见我没开口，她就说：“我早已经不是新闻人物了，去年刚进校时，有不少记者采访我，今年你还是第一个。其实我没有什么可采访的，家里穷，辍学打工，心不死，边打工，边复习，就考上了。多少有点运气吧！”
我相信没有记者会知道她在合安县打工的真实历史，我本来不想问，但为了挣那笔可耻的钱，我还是咬着牙说了一句：“你在合安县打工的时候认识一个叫郑天良的人吗？”
王月玲突然脸色刷白，一种不会掩饰的难堪不由自主地暴露了出来，我从她这个表情上很轻易地就判断出了她与我舅舅郑天良肯定是有特殊的关系。她咬着嘴唇，很困难地说：“我不知道你问这是什么意思。”
我故作镇静地说：“郑天良已经被枪毙了。”
王月玲说：“我知道。但我不想说我跟他是什么关系，因为这是我的隐私。”
我说：“这就是说，你承认你跟郑天良是有关系的。”
王月玲点点头，她眼睛注视着咖啡屋外面的树，树在这个季节赤身裸体。
我说：“真不好意思，我不是一个记者，我是一个关注打工群体的社会问题研究者，因此很希望你能说一说一个打工妹与副县长之间的真实关系。”
王月玲很怀疑地看着我：“你该不是为那些庸俗小报写别人隐私的写手吧？我看你很像，所以我不打算说什么，我只能说郑天良曾经救过我，他让我从地痞流氓的威胁下逃了出来，并让坏人绳之以法了。他跟赵总关系很好，我是赵总手下的一名部门副经理，帮助我也就是帮助赵总。其他我不想说什么，因为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关系。”
我说：“那么那套房子是怎么回事？房产证是你的名字。”
王月玲说：“我不知道，也没想过要那套房子，而且那套房子的合和集团的，我只能理解为是职工宿舍，或特殊照顾部门负责人的宿舍。我在岗位上是称职的，我在合安就像你现在在武汉一样，是一个过客，没有其他意义。”
这样的采访基本上是失败的，但给我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王月玲肯定是与郑天良有关系的，而且关系并不像她所讲的那样简单。因为在审判我舅舅郑天良的时候，法庭并没有认定这一事实，这应该算是一个意外收获。然而除了王月玲片言只语外，我只能靠判断和推理维持自己对窥探他人隐私的自信，这使我又倍感沮丧。
深圳是一个到处流淌着欲望和野心的城市，夜晚的霓虹灯以及歌馆酒楼里纸醉金迷的生活，即使是一个植物人也会在这片诱惑中苏醒过来并立即投入到享乐与挥霍的疯狂中。男人们的手在这样的夜晚除了数票子外就是数女人的头发，子夜时分，才是真正寻欢作乐的开始，郑天良的眼睛里到处晃动着女人的猩红的嘴唇和避孕套性药的形象，他发觉自己这么多年来活得没有一点人味。为一些蝇头小利被别人暗算也暗算别人，就像一群蚂蚁为了争夺一块骨头的领地而斗得头破血流，蚂蚁们在骨头上寻找尊严。
河远市深圳招商会在海天大厦会议大厅隆重举行，省市电视台跟踪采访报道，副省长邱云峰以及省计委主任、经委主任还有河远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了招商会，叶正亭和黄以恒是这次招商会的主角，简洁的开幕式后就是与中外客商进行商务洽谈，中外客商来了六百多人，半年多的网上宣传和东南亚美加地区的广告宣传引起了广泛的响应，许多河远籍的海外华人为家乡举办的这次招商会而自豪，所以纷纷回国参会。一些合作项目的意向书与正式投资合作协议书先后举行签字仪式。
河远市的一些工业企业跟东南亚港台客商达成了合作意向，有两家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书，而各县的招商引资成效并不明显，主要是河远的地理位置不好，既不沿江，又不临海，典型的一个内陆地区，除了劳动力便宜外，几乎毫无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工业可以在这里投资，但交通又不方便，全市唯一的一条连接省会的高速公路还处于纸上谈兵阶段，因此，招商谈判相当困难。几个投资不大的来料加工企业是早就谈好的，这次拿到招商会上签协议，等于是撑门面的表演。
尽管如此，全市最大的企业河远钢铁厂在第三天终于还是跟美国的一家公司联营成功，美方投入资金一千万美元建设一条螺纹钢生产线，而且正式签署了合作文件。而合安县的招商项目几乎无人问津，郑天良急得再也无心关注深圳的万家灯火，他的头上不停地冒汗，连女儿的电话也懒得打一个。就在合安工业区招商即将两手空空的时候，在郑天良苦口婆心地说服推销下，第四天的时候合安工业区水泵厂、电子元件厂等四家企业跟广东和福建的有关企业达成了合资意向，三家企业由对方控股合资经营，电子原件厂则被东莞的一个民营的电子公司以两千三百万买断经营。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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