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和青春期的孩子较劲-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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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校合作我给您的四点建议：一要学习，二要接受，三要主动，四要理智。虽是我的经验之谈，但的确具有可操作性。您要是真的像有些家长表示的那样：只要为了孩子好，让我干什么都行，那就不妨试着去做一做，但是您必须明白，做这些可比为孩子拿出几万块钱难度大多了。
结束语
一写家校合作的话题我简直收不住笔了。我也曾问过我自己：有没有资格指导家长？我的观点能不能被家长、老师们接受？经过认真考虑我为自己提出了三个理由：第一，家校合作是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作为教育界的圈内人，有发表意见的责任和义务。第二，近30年教龄、25年班主任经历，可以说毕生精力都用在学生们身上了。我熟知孩子、了解家长，应该说是最有发言权的。第三，熟悉我的老师和家长们有一个共识：有什么难题了，就找关老师吧，她总能给你出一些招儿。是啊，这就是我想写这本书的初衷。积攒了半辈子的经验、教训，只存在脑子里多可惜啊，还是资源共享吧！至于说能不能接受，那只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过我还是挺自信的。
老规矩，还是用名人的话做本章的结束语吧。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教科所兼职研究员张春熙说：
“家庭教育的现状需要改变，未成年人成长的环境需要改善。而改变与改善的出路在于发展……发展家庭教育。”
别和青春期的孩子较劲（1）
“现在我们家庭里儿童缺乏伙伴，我们社会又处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之中，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在变。加上所谓的传媒，大众传媒在刺激孩子，孩子普遍青春期或者说性成熟提前，青春期拉长。大人又是更年期，而且现在进入更年期的这些人恰好赶上十年‘文革’，他们也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这样的两代人碰一块儿了，所以叫双期碰撞。它带有中国特色。”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周孝正
——2003·3《今日父母》
上面这一段文字是《今日父母》杂志的一个专栏“父母沙龙”的一次讨论——青春期与更年期的较量，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老师的精彩发言，尤其最后形容的“中国特色”的“双期碰撞”，真是恰如其分。因为作为生理现象，青春期与更年期是没有国界，没有国籍区别的。可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双期碰撞”似乎异常激烈，甚至在家庭、在社会形成强大的冲击波，成为一个非谈不可的话题，非治不愈的顽疾？周教授的谜底是社会变迁、价值观改变、独生子女、传媒刺激以及成年人教育思想滞后等等。我认为社会变迁、价值观改变和传媒刺激具有普遍性，世界其他国家也会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发生，而独生子女现象与家长期望值过高再加上教育思想滞后，才形成了青春期与更年期之间水火不相容的中国特色。
独生子女缺乏伙伴是一个需要认真关注的问题。它对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性格的形成，能力的培养，人格的完善及心理素质的提高等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不单单是表现在每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没有兄弟姐妹而造成的孤独感，更主要的是由于是独生子女，家长“少而精”的意识作祟，对孩子十分重视、百般呵护，不敢放手与人交往，不愿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力范围，不给孩子更多地接触社会的机会，无形中缩小了孩子的活动空间，缩小了孩子的交友范围，人为地封闭了孩子本该躁动的心灵。这些都与孩子青春期生理发育产生了矛盾，导致了孤独、自闭、没有朋友、心理异常等一系列现象的发生。到我的心理辅导室来寻求帮助的孩子们中间，就不乏这样的案例：性格内向，孤僻，由于没有朋友，缺少语言与心灵的沟通和交流，而青春期的心理变化也在悄然而至。他（她）们的表现形式往往是郁闷、烦躁，敏感多疑，时常有受欺负的感觉。我在与一位女孩交流中就了解到，在她一岁时父母离异，跟母亲一起生活。因怕孩子受委屈，十几年了母亲不肯再婚，在自己父母的帮助下独立带孩子。母亲每天上班无暇顾及孩子，实际上陪伴孩子最多的是姥姥。于是形成了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规律，学校——家庭。老人又没有能力经常带孩子去接触社会，放出去玩。一来怕学坏，二来怕不安全，上学后学习成绩不太好，更是怕耽误了孩子的学习时间。于是本来就是独生子女，再加上单身母亲的呵护和姥姥的封闭式管理，孩子越来越孤独，越来越无助，到了十二三岁以后，这些现象就都被归结为“青春期综合症”的表现。所以今天中国孩子的青春期反应与独生子女不无关系——此为“双期碰撞”的中国特色之一。
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过单一、过主观是目前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关于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不再重谈，只想提醒一些不承认自己对孩子期望值过高的家长，您所表现出来的“不指望他成什么才，当什么家，以后有养活自己的本事就知足了”，与您的潜意识并不完全一致。我形容这些家长是：一方面用眼睛盯着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着别人家的孩子（尤其是比自己孩子更出色的孩子），在羡慕、攀比，甚至有几分嫉妒心态的驱使下，对自己的孩子其实永远是“不知足”，“恨铁不成钢”，“好……再好……更好”成为对孩子永久的要求与期盼。
这种看似不高的期望，使家长对孩子少了些宽松、宽容和宽待。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过于单一、过于现实是目前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就在昨天我给初一新同学上的第一节思想政治课上，我设置了一个小问题：家长为什么每年肯花万元送你到我们这所民办校来完成初中的学习？目的是想把同学们引向“盼你成才”的结论，然后进入我这一课的主题“要成才先做人”。没想到相当一部分学生回答得很现实：“为了考个好高中”，“为了将来能上好大学”，“为了长大能有份好工作，挣大钱”，“现在爸爸妈妈给我花钱，我以后赚钱多了再回报他们”……唉呀，让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转到了“爸爸妈妈希望我们成才”的思路上来。能说孩子们回答得不对吗？
家长们长期以来给孩子们灌输的就是好高中＋好大学=有出息，至于硫酸泼黑熊的刘海洋，杀害同窗的马加爵，媒体再怎么扩大宣传，也不会太多地引起家长们的重视，“那是极个别的，我的孩子不可能”的想法深藏在每一个家长的心中。而没有人意识到，第一，刘海洋等人的父母可能原来也曾这样想的；第二，高智商犯罪、高学历犯罪正在呈上升的趋势；第三，没有人能够为另外一个人的行为打100％的保票。即使你是这孩子的父亲、母亲或其他最亲最亲的亲人，也不例外。目前中国的中考、高考制度确实影响了家长们的教育思路。我也知道有许多家长是违心地、很不情愿地重智育轻德育；重学业进步，轻全面发展，使孩子的路越走越窄。我虽然替家长无奈，为孩子叫屈，但我更相信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条条道路通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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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和青春期的孩子较劲（2）
我有一个喜爱有加的学生叫张一可，刚刚初中毕业，上了不是很理想的高中，自己很郁闷，父母很惆怅，可是我却对他爸爸妈妈说：“走入社会，一可一定是好样的！”我为什么敢为一个15岁的孩子说这样的大话呢？因为在我心中张一可就是个好孩子，若能抛开学习成绩，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孩子。军人家庭赋予他的正直、善良；对人的那份真诚；有极强的集体荣誉感。我在他的学年评语中曾这样写道：“你爱集体，爱同学，爱老师，爱父母，惟独不够爱自己。你的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我所谓的“不够爱自己”确实指的就是他在学习上努力不够。他妈妈不只一次困惑地问我“学习不好，其他那些好有什么用啊？”我肯定地说：“有用，而且有大用。”因为我始终相信成绩不应该是衡量孩子的惟一标准。不仅我相信，孩子们更愿意相信和认可这一点。但家长们却“宁可信其无，不敢信其有”，只好把对孩子的期望锁定在学、学、学，考、考、考上，这种期望是不是很单一呢？
还是在我小的时候，就知道“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但是直到今天，中国的孩子们还是生活在家长们的“私有观念”里，可能这就是家长们对孩子的期望值过于主观的根源吧。按常理来说，母爱、父爱是最无私的，家长们的所思、所想、所做，无不是为了孩子的未来与前途。但是家长们同时也忽略了一点，即孩子本身也是个体的人，也是有头脑有思想的人，也是会憧憬和设计未来的人。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多元化信息的不断刺激，孩子们产生了强烈的自主意识，他们不能再心甘情愿地接受家长们一系列的包办代替。我本人就有过一次真切的体会：
儿子在读高二时，我们开始讨论学文还是学理，将来大学考什么专业。我当时很主观地提出“学经济类或金融专业”。理由是我的哥哥在建设银行总行工作，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环境和收入，孩子大学毕业后能通过舅舅进入建行工作是我的既定目标，是我的理想。我自认为给孩子指出了一条明路，为孩子设计了一个美好的前程，却不料儿子有一天突然向我明确表了态：“我对搞经济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更不想当什么会计，也不愿意进建行。”咦？我十分诧异，反问他：“你想干什么呀？”就这时候我还满以为他“没想好”或者“没目标”呢！没想到儿子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想学法律，我想当律师！”我真的愕然了，因为在这以前我们家的事好像都是我说了算，孩子的一切都在我的安排之下和掌握之中，现在这么大的一件事，儿子居然要自己作主了。愕然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惊喜：儿子长大了，我的主观愿望该退休了，我愿意做儿子的幕后支持者。
通过这件事是不是可以折射出相当一部分家长对孩子期望值的主观性呢？恰恰由于家长们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过单一、过主观、过现实甚至过狭隘，当孩子的意愿与家长的要求不协调、不一致时，分歧与矛盾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都企图说服对方，都不愿意改变自己。刚刚产生自主意识的孩子们只能用叛逆来应对家长的专制，所以才形成了青春期与“更年期”的较量——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双期碰撞”的特色之二。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和进步，家长提高了对孩子的期望值，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在工作之余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教育事业，这都是很可喜的现象，是一种进步。但是教育思想的滞后又使得家长们面对孩子们的反叛与不屑感到束手无策或力不从心，而且越是那些执着地力图改变孩子的家长挫折感、失败感越强。因为在这些家长的潜意识中，自己总是对的，孩子总是错的；自己处处都是在为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