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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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他说他小时候体弱多病，夜里躺在床上见到蚊帐顶上窗户上都有鬼，这种幻觉延续好几年，到十一二岁还有。家里人认为他被鬼包围，把他关在屋里，不让他出屋。莲庄湾周家大屋内有堂屋、厅堂和不少房间、天井，有的地方不住人，光线不好，阴森森的，夜间魔虎头（猫头鹰）常在屋后的大树上做鬼叫。加上黑暗中木质墙壁自动裂缝时突然发出疹人的声响，能使容易看见鬼的人看到有鬼。祖母过分担心小儿子的健康，什么都不让他做，包括不让他读书，怕他经不住累。因此起初他不爱读书。他记性好，爱想事，有时说出话来使大人感到奇怪。一天早上，他睡眼惺松，站在床上让祖母给他穿衣服时，忽然冒出一句话：“妈妈，我们要这些田做什么？以后不要这些田。”祖母一听，心想，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想这个。解放前祖母想起这一情节仍感到惊奇，她对我说：“真怪，你爹爹那么小就显出他同共产党有缘。”
李：他什么时候开始念书？
周：准确时间说不出，可能比较晚。家里把一位姓刘的塾师请来教他学习古文。刘老师可能是祖母娘家的本家，他走进周家大屋时，跟随其后的书童挑来一担《御批通鉴》。刘老师有见识，主张自学，要求学生对所学教材写出不同于御批的批语。刘老师不满意他的作文，说他总写些表面的东西，一目了解，不含蓄，没有味道，并针对他的作文毛病，写过五个字的批语：“水清无大鱼”。刘老师还根据当时他的健康状况和个性表现，说他将来“做不了官，长不了命”。可能刘老师是故意用这话刺激他，使他看到自身弱点，注意自己的身心发展。他对刘老师印象很深。少年时候，他在家里很厉害，不能容忍家里的不良现象，当众指责他认为表现很差的人，让人难堪。姑爹、伯父等对他有畏惧感。他严厉指责过姑爹欺负姑妈，批评过伯父赌钱。他对我说：“那时候我是家里的‘红卫兵’。只是觉得新生活需到家庭以外去追求。在家闭门学习已感厌烦，很想去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他的愿望同祖母的想法发生冲突，他一想到要离开家，祖母就哭得厉害。他不妥协，赌气对祖母说：“不让我离开家，我就去赌钱，去嫖娼。”祖母管不住他，只好由他去。
李：是到长沙还是县城？
周：先是到县城。莲庄湾至县城的距离步行约需几个小时，以后去较远的长沙补习英语、算术，舅爹陪着他，吃住在旅店。有时舅爹只顾自己玩去了，几天不回旅店，不管他。同学的英语程度比他高，看不起他。他英文字母都不大认识，靠死记。几个月后，他摆脱困境，英语成绩名列前茅。接着在长沙一所中学学习，住在学校集体宿舍，上了两天课就自己退学了，因不习惯集体宿舍。
李：听说他在读书期间就结了婚。
周：他是15岁结婚。结婚时健康状况仍没有大的好转。婚后同林伯森一起去长沙补习学校学习，同母亲和两个佣人一起住在旅店。补习结束后报考武汉一所学校，考两次都落榜。林伯森鼓励他继续补习，准备一同再考。林的古汉语底子好，信心十足。再次考试的结果出乎他们意料，他考了第一而林仍然落榜。他同林很要好，见林因落榜情绪不佳，便同林一起返回益阳，放弃去武汉学习的机会。在返回的轮船上遇到武汉那所学校的招生负责人，那人知道他是第一名时劝他去学校报到，并表示愿意想法让林也上那所学校。但他和林还是不愿意去。最后他是在大厦大学学习四年，读英国文学专业，英语教师是英国人，很严格，压力大，吃不消。但他坚持下来以后很有收获，从此打好了英语基础。
父子之间的冷谈
李：这段时间是不是你和他最亲近的时期？
周：可以这么说。在记忆中这是头一回和他住在同一居室。像在医院这样两人随便地聊天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李：他和亲戚关系如何？
周：一般关系冷淡，没有什么感情联系。亲属中对祖母较好一点，每月寄给她低限度的生活费。祖母住在长沙，住房破旧狭小，临终时见到从北京赶到病榻前的儿子叫了一声“好崽”。父亲对血缘关系很近又难得见上一面的亲人，包括祖母，总保持一定距离，不亲近，不叙旧。对林伯森还有些关心，有些友情。“文革”结束后林写信给父亲，说他的余生只有一个愿意，就是同父亲再见一面。1980年父亲到阔别了约半个世纪的莲庄湾看了看，顺便最后一次看望了风烛残年的林。
李：和你们兄弟几个感情怎样？
周：对我们兄弟三人，父亲也保持一定距离。我感觉不到父爱，对他的家没有“自己的家”的感觉。我并不因此很难过，因为实际上我早就习惯了失去父母的生活。他对待艾若的态度使我特别不舒服。因为艾若参加过青年军，加上我嫂子的家庭出身不好。记得50年代，看了一个东欧国家的电影，电影中一个革命老工人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反法西斯战士，另一个是法西斯分子。看完电影，父亲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家也有这个问题，艾若就相当于那个走另外一条路的儿子。”听了这话我忍不住同他争辩了几句。他说：“为什么当国民党的兵？去当工人不好？”苏灵扬也说我：“你不要太右。”为什么解放前我们荒废学业去当兵，还不是因为贫困，又没有父母管，想走出封闭的莲庄湾自寻生路。从家庭的角度看，我们母子四人的经历和遭遇，不正是他造成的吗？艾若15岁时，在抗日救国激情驱使下在家乡参加了国民党政府招募的抗日知识青年军。国民党政府多次张贴标语宣传招募青年军，我还记得有条标语是“十万青年十万军，半点河山半点血！”有一次我也报名被录取，在新兵营里吃了一顿晚饭，后经伯父劝阻没有去，否则，说不定现在我还在海峡的那一边。
李：我听艾若说过，他参加青年军是想找机会去找你父亲。
周：当时我就知道。在知道父亲在延安后，他就想去那里去找父亲。事实上与在延安的父亲取得联系正是在青年军。是通过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的何其芳以通信方式联系上的。并按何其芳的指示，退伍后1945年秋到了南京，和在梅园新村的中共办事处取得了联系。1946年，他在上海找到新华社办事处，可惜没有去成延安。1948年他冒险逃离蒋管区找到解放军，不久又冒险返回家乡把我和弟弟周岳，还有几位亲友带到解放区。我想父亲一定想过我们父子关系中的是非问题。他始终没有对他处理父子关系的做法表示过认错。有一次，在医院因为另外一件事引到这个问题，艾若平和而直率地对他说：“我们初来北京时你对我们说‘对不起你们的妈妈’，但解放后30多年你做的与你说过的这句话不一致。”艾若以前从未对他说过这句心里的话。父亲说：“唉！那不是一回事嘛！”接着他和颜悦色，对艾若和我表示从未有过的客气和热情。他不再说这件事，没有解释“不是一回事”。我们离开病房时他微笑着握着我们的手，坚持要送我们到楼梯口。见到患病的父亲这般表情和动作，我的心软了，难过了。也许这是他最后向自己的儿子表示歉意。
李：“文革”中他的亲戚有没有受到他的牵连？
周：都受到牵连，包括同他从未见过面、从未联系过的人。伯父周谷宜被批斗关押，死在牢房，死因不明，连尸骨也下落不明。后来平反了。伯父在解放前因受父亲的牵连还坐过国民党的牢，差点被处死。“文革”中他的日记被抄被毁，有人看到他“文革”期间的日记中有“起应（周扬）负我”四个字。后来，堂弟去看望刚出狱的父亲时，父亲对他说：“你爸爸的事我知道了，我也感到难过。”小脚老太太姑妈，被戴上高帽子在长沙游街一天。“文革”后来过北京，我问她游街时怕不怕，她说：“不怕。没做亏心事，心里没有鬼。只是莫名其妙。”父亲对姑妈仍然表现冷淡，他听了我同姑妈的对话，淡然地说：“游街，锻炼锻炼也好嘛。”
李：从家族的角度，你怎样看你父亲？
周：不少益阳人知道“益阳三周”，周谷城、周扬、周立波，以“三周”为荣。家族的人也是这样。周家原是纯粹的地主，没有人做官和经商，也不是诗书门第。在父亲小的时候，莲庄湾（又名田庄湾）一片是周家的大田庄。父亲说，为了装出家中有人做官的样子，周家可能通过送钱送礼，经有关人员同意，曾在周家大屋大门两旁的墙上写有“肃静回避”四个大字。据莲庄湾的人说，当时周家重视慈善事业，救济邻近穷人，因此名声好，劫富济贫的绿林队伍路过莲庄湾从不惊动周家。祖父早逝，祖母慈祥开明，作风民主。因此父亲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除祖母舍不得他走以外，从未遇到过家族、家庭的阻挠，从未因革命行动同家族、家庭发生过政治上的矛盾与冲突。父亲尚未成年时，家产一分为三，祖母、伯父、父亲各一份。我8岁第一次回老家时，周家已经穷了，父亲这份田产已经没有了，祖母、伯父只剩很少一部分，按照阶级划分的标准，他们已不再是大地主，只算是小地主或小土地出租者。老家的人不满旧社会的黑暗、腐败，衷心赞成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因此，解放后父亲没有遇到老家政治上的麻烦事。“文革”中报上一篇署名盛和秀的短文《周扬的罪恶家史》，内容与事实不符。我记得盛和秀解放前都叫她“和姑娘”，那时30岁左右，文盲，很穷，很老实的样子，曾是我家邻居。执笔人根据她编造的材料写成那篇文章。“文革’冲她成了毛著学习积极分子，去益阳城开过会。“文革”后她名声不大好，这篇文章以及这类文章使长期表现“左”的我，见识了“文革”中的假话，从而使我头脑开始有点清醒。祖母、伯父的家因父亲的缘故，在“文革”前还沾过一点儿“革命家庭”的光荣，解放初期村里把写着“革命家庭”的红纸，贴在周家的门上。父亲注意阶级界限，“文革”前他对我说应该有阶级斗争的观点，说他以前很了解祖母、姑妈、舅舅等人，他们都老实善良，但他们都是地主，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兄弟三人，在“文革”以前，都在没右请示、没有了解划分家庭出身的标准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在家庭出身一栏填为地主。1983年在医院我说到家庭出身问题，父亲说：那你填错了，你应该填革命干部。
李：你前面所说的他对亲戚感情很淡，是否与这种政治态度有关呢？
周：可能有关。
狱里狱外
李：“文革”中他自己在秦城监狱的情况说没说？
周：“文革”的事情没有详细谈。我不主动问，他也不多说。零零碎碎说过一点。被关的头几年伙食不好，常吃粗粮，菜少，有时吃不饱。林彪事件后，伙食有点儿改善，有时甚至在菜里还能发现一点儿鸡肉。他在一个平房里住过，里面冷，睡在桌上，在门外一个桶里小便。自己洗衣服洗被子缝被子。审问时讲实话就挨打。一只耳朵已被打得萎缩了，不能复原了。后来只好沉默，不表态，这样挨打少一点儿。有一段时期，他被关在监狱以外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