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1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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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思之情尤如雪花般飞舞的梅瓣，令人烦乱惆怅，这烦乱惆怅又如落花拂了又满似地绵绵不绝。下阕，魏词显得有些粗率，而李词则很细腻；魏词下阕与上阙构不成一个意脉连贯的完整氛围，而李词下阕则紧接上阕，末两句以春草无际来形容离恨不绝如缕而难以排解，以“更行更远还生”与上阕“拂了一身还满”相呼应，烘托出一腔绵绵愁绪。因而，李煜的词在语言、意象上显得清新，在结构、意脉上显得完整连贯，不仅注重外在视觉感受而且更注重内在心理描述，不仅注重静态物体而且更注重动态过程，因此抒情内涵更丰富，表现力更强。
代表李煜最高成就的是他的后期词，主要是写亡国的愁苦、悔恨和绝望。据说下面这首《破阵子》写于他亡国之时：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显然这首词有软弱的儿皇帝的可怜相，但这是他从一国之君一下子变为阶下囚时最真诚的自白了。他过去写情人幽会，写男女离愁，写旷逸情致，其实不全是他作为国君的真实生活内容，有许多是通过揣摩他人的心理写出来的，毕竟隔了一层，有时不免有点做作。而亡国之后的愁苦、悔恨、绝望，则是他自己亲身的体验，真情的流露，因此，便更真挚，更深切。无论是《相见欢》中抒写的时光倏忽、人生长恨，还是《乌夜啼》中所叹息的往事成空如一梦；无论是《浪淘沙》中“一任珠帘闲不卷”的满怀愁绪，还是另一首同调中的“梦里不知身是客”的伤感，都源自他那“一江春水向东流”似的内心感情，因而具有感人的力量。
出自真情的词并不需要过多的修饰，何况李煜周围此时也没有了那金镶玉砌的凤阁龙楼、肌雪肤明的春殿嫔娥了，因此，李煜后期词便完全脱去了秾丽色彩与脂粉气味，也减少了对于感情直接显露的阻碍，使胸中的真情一泄而出，如《相见欢》：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上阕虽写景，但这大自然的岁华变迁无一不是抒写人生的岁华变迁，朝雨晚风苦苦相逼，摧残着春意，也销磨人的青春；
下阕写人，而人也与自然一样，在风风雨雨中韶华消尽，所以末句说“人生长恨水长东”。没有一点秾丽香艳的修饰，没有一点镶金嵌玉的词藻，完全是直率地倾吐情怀。并不是说真情的抒发便不需要语言的锤炼和修辞的琢磨，但语言上过分的雕琢、过分的罗列、过分的修饰会造成读者注意力的分散，使读者注意外在的描摹而减弱了阅读时凝心观照中的移情体验，因此，写情的词很忌讳过分艳丽的词藻与过分密集的意象。李煜的词在这一点上把握得极好，他多采用白描手法，自然流畅地表达某种情思，如著名的《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语言是清晰的，意境是透明的，它不依靠外在的描摹来烘托气氛，而是以自己的心境去观照事物、想象事物，使一切都笼罩在他的故国之思中。这样，词中所用的意象就在“情”的贯穿下，构成了和谐完整的意境。再看另一首著名的《浪淘沙》：
帘外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首词的层次比上两首丰富一些，变化也多一些。先写帘外雨，春意渐去，渲染出一种令人怅惘的氛围；再写睡，五更时寒意侵人，静谧而凄清，梦醒忆梦，梦里唤起的往日的欢娱恰与醒后孤寂相映，梦中贪欢心境恰与醒时悔恨痛苦心境相对，表现出一种悔恨的复杂情绪。下阕拓开，写凭栏远眺，与梦境相配合，写自己亡国之恨，最后以无可奈何的一声长叹收束，又与上阕开头相呼应，写出一种涵意复杂的“春去也”的悲哀。这首词也完全是以主体的心理活动的呈露来贯穿意象，即以情御景的，结构回环往复，首尾呼应，给人以清晰完整而流动的感觉。
应该说，李煜前后期词在艺术上是有一致之处的，即它以动态的呈露为词的意脉，因而使词显得流畅连贯；它以抒情为词的目的，因而词中不多用辞藻；它的意象选择得很精心，常能与情感表现融为一体；它的结构设计也很巧妙，能使词的感情基调鲜明突出。但是，前期词题材比较陈旧，语言上受唐五代词人影响较多，而且有些并非出自切身体验，所以不易深入。后期词则发自内心，写的是从未有人写过的作为亡国君主的故国之思，而词中流露的，又主要是追惜年华、感慨人事变迁无情、哀叹命运等容易引起普通人共鸣的情绪，因此艺术感染力大大加强；更由于他采用了唐五代词人少用的白描手法，以清新的语言写情，因而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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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宋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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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
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把北方的北汉，南方的南唐、吴越、南汉，西南的后蜀等一一收服或讨平，除了北方的辽国与西北的夏国之外，五代十国那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叠更变乱和各自占土封王互不臣服的小块割据局面总算大体结束，一个大一统的新王朝总算基本建立，这就是赵宋王朝。据说，宋太祖赵匡胤还在“微时”就吟过些踌躇满志、表现其宏大志向的诗，诸如咏日的“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咏月的“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陈岩肖《庚溪诗话》）之类。但从象征的意义上说，他自比初日实是过甚其辞，赵宋王朝倒更像月亮，“月有阴晴圆缺”，北方辽、夏和后来的金、蒙古始终像是笼罩着它的阴影，而从澶渊分界到靖康之变，它总是仿佛初七初八的月亮缺了一半，从来就没有像初日一样普照过整个中国大地。在中国历代统一王朝中，论对外关系的软弱，可以说无过于宋。
出现这样的局面，同宋王朝最高统治者一贯政策有直接关系。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历代皇帝都对军事将领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一方面有力地消弥了国内的军事割据之患，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边防的虚弱。
以军权的高度集中为核心，宋代皇帝还通过削弱和分散宰相的权力，严密控制地方官，实现了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
通过建立直属朝廷的财政管理系统、司法系统，实现了财权和司法权的高度集中。由此，宋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这是过去的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
历史是个多面体。宋王朝虽然长期处在外部力量的压迫下，它的内部统治却始终是稳定的。尽管朝臣间的所谓“党争”时起时伏，民间的造反也从未平息，但确实没有出现过真正能够威胁中央集权统治的力量。而这一种特点，对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人们习惯了“汉唐盛世”的说法，但实际上，疆土狭小，国威不振的宋代，也有很多值得后人引为骄傲的地方。譬如说，在宋代的农业及手工业生产中，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在文化传播方面，印刷业开始真正发生重大的作用，促进了知识阶层的扩大；城市与商业的发达，仅仅通过纸币的使用（这在世界史上也是最早的）、通过《清明上河图》的描绘，也能够感觉得到；而《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多种笔记中关于士大夫及民间生活的记载，使我们了解到这一时代人们对于生活享受的前所未有的考究；宋代学术，不管怎样去评价它，它的思想方法的精深细致，也是值得注意的……。历史研究者对于宋代文化的一般成就普遍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有根据的。
至于说到文学，则需要同时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宋代的文化较前代更为普及、城市经济也有更明显的发展，这对促进文学的繁盛起着积极的作用，并造成若干新的特点；另一方面，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对于文学的自由的精神气质，又起着相当强大的约束作用。下面，我们还是首先从最基本的问题——文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心境说起。
宋代社会一个显著特点，是门阀势力的完全消失。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而像唐代还存在的诸如一个家族中数十人中进士乃至居高官的情况，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说，在宋代已经不存在一个多少能够与君权相抗衡的特殊社会阶层。
与此相关的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唐代的科举并不完全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依据考试成绩定取舍的，家庭的背景，个人的声誉，同权势人物的关系，都直接影响着科举中的成败。而宋代科举由于实行了弥封制度，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除考试之外的人为因素毕竟要少得多了。同时，宋代的科举还有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规模扩大，每科所取的人数常超过唐代十倍，朝廷并因此大量增设官职，科举比前代更有效地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手段；二是作为君权具有绝对权威的显示，进士及第最后都要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选，及第者不得对主考官自称门生；三是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路。太祖、太宗时，还有不经科举直接从下层官吏提拔官员的情况，但已经不像唐代那样突出，至真宗以后，这种情况就难以找见了。唐初实行科举，李世民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王定保《唐摭言》）其实帝王的这一种梦想，要到宋代才真正实现。
凡此种种，如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是实现了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的广泛开放。从理论上说，一个人不管其门第、乡里、贫富如何，都可能“学而优则仕”，由科举逐步攀升，成为高官（实际上当然还会受到家庭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的限制），这使宋代社会具有前代所没有的平等程度。再说，宋代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也相当宽松。据说宋太祖打了天下，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不必过分追究。这倒不是虚言，宋代士人好发牢骚，好议论天下大事、道德人心，甚至还好聚众示威，就连当朝大臣也好结朋党闹意气、党同伐异，但大不了免去官职当个道观提举或流放僻远地方当个闲官，最厉害的也只是下大牢蹲监狱。
而且士大夫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即使不受贿赂不刮地皮，也吃用无忧，就连堪称清廉自觉的王禹偁，也承认“月俸虽无余，晨炊且相继。薪刍未缺供，酒肴亦能备”（《对雪》），更不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