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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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混乱的未知，而遭到噤声、排除、监制。由此看来，《狂人日记》可以视作一则人们如何以叙事来定义及/或否决理性与现实的寓言。
因此，《狂人日记》所描述的狂症，像是妄想症、分裂症、幽闭恐惧症等都不只是心理方面的症状，故事中的医学问题其实需要隐喻式的解决。如果说狂人可比为摩罗诗人或尼采式超人的话（12），那么他的病就可视作一种借喻，戏剧化地呈现一个不肯随波逐流的作家对真实的洞察，以及他使尽全力维持叙事及理性化的尝试。
然而，如果鲁迅将疯狂隐含的暗喻，要求解放被压抑的真实/真理，他无疑也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如果狂人的呓语指向一种隐喻式的言谈，那么这个呓语也必须不断引申出寓言化的、甚至约定俗成的解读与再解读。正如故事的框架所指出，一个社会正是通过对疯狂的断定及排斥，才有可能将客体与主体、意识与无意识、真实与非真实区分开来。与此相对，故事的中心部分则在疯狂与理性之间、幻觉与现实之间回转盘旋。如果将鲁迅的叙事策略推到极致，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任何想在写实的论述中落实意义的努力，最多落得个事倍功半。我对这篇故事的解读与传统对这篇故事的看法相反。我认为鲁迅的批判立场之所以耐人寻味，正是因为狂人并没有比他所谴责的吃人礼教，来得更为理性。
第四，既然《狂人日记》并不止于临床诊断的疯狂，而是对疯狂的譬喻式读解，这篇故事就引领我们进入写实论述的意识形态与知识论的情境。的确，故事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各种所谓“真理”彼此竞争。近年许多研究（尤其是傅柯式的研究）已提出，疯狂与理性二者并非全无交集。疯狂既非神秘的黑暗世界，也非心理疾病的孤岛；它其实是一种医疗与知识空间，在其中各种不同的知识与理性系统，持续争夺真实与理性的发言权（13）。狂人与鲁迅都把日记的叙事当作一个诠释的过程，经过此一过程，真理才得以发觉，混乱终归重获秩序。正如狂人所说的：“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14）他的日记急切地要厘清所观察与接受到的事物，并建立新的知识系统。职此，故事的楔子部分不仅是一种现实语境，使狂人的日记可被理解，更是一个知识论的陈述，将理性与非理性、健康与疾病、真实与幻想区隔开来。
在鲁迅看来，此一定义“真实/真理”的诠释势必引起同化、迫害、自然合理化（naturalization）、审查等等政治手段的联想。这不仅见于弥漫全篇的隔离、迫害、心理改造、窒息的铁屋、幽闭恐惧症等意象，更表现在故事框架本身上。叙事中充满了检查、推测、控告、监禁、处死等例子，而狂人这样的境遇也为中国现代写作的命运做了绝佳的预言。
不过，在鲁迅对非真实与非理性的意识形态与知识论的排斥态度之下，却潜伏着他最暧昧的欲望——他拥抱他自己所指摘的、逾越他自己所认定的。夏济安（T。A。Hsia）曾指出，虽然鲁迅极力为理性世界划下新的疆界，但是他也同时为他所拒斥的鬼魅、魔障、死亡欲望——无论是非自然或超自然的黑暗力量——所蛊惑（15）。鲁迅对疯狂、幻想、梦魇等习俗的描写泄漏出政治无意识在最受严密监控之际，依旧蠢蠢欲动。我们尤须注意《狂人日记》中对天翻地覆的世界的狂欢式处理。当狂人将人与动物并列、将文化仪式与吃人盛宴画上等号的时候，他不但展露出政教体系的野蛮根源，更释放出欢庆混沌的挑衅力量。正像狂人的日记一般，鲁迅的故事一再回溯、一再铭刻那鬼魅般寓言的纠缠。
第五，作为讨论“真实”如何被书写的寓言，《狂人日记》指向支持“真实”论述的历史与本体论的假设。故事随着狂人对经典的阅读而推展，直到他领悟到历史不过是记录一场长期的、已机制化的吃人盛宴，家人、师长、学生、朋友等无一不在狼吞虎咽、割腥啖膻。狂人是个不随流俗的读者，他从看来无可置疑的文献中读出不可思议的微言大义，将超越时空的经典再一次的历史化，毁坏传统历史预设的本体论基础。狂人的日记让我们警觉，历史必须不断被重新阅读、重新检视。
反讽的是，在狂人理解了历史的无常后，却臣服于一个新的一统式的历史本体系统。这一点可由两个层面来看。我们往往感叹，狂人虽然发现了政教制度的权宜性和残酷性，但在神志恢复后，却转身又加入那惨怖阴森的吃人礼教行列。这样的读法可能就是鲁迅的初衷，但问题是：即使是在他最清醒（或最疯狂）的时刻，狂人不也是以他应该拒斥的方式在思想？他对中国历史文明一网打尽式的控诉，不也显出推理的偏激和偏颇？他发展出“礼教吃人”的新神话，用以解释上下四千年的中国历史，如此“一以贯之”的逻辑，其实竟意外贴近传统中国的（非）理性思维方式。
寓言虽能见证吃人的惨酷，却不能修补一统论（totalism）和极权论（totalitarianism）的荒谬。回顾现代历史，狂人的神话其实不断复制重生，也不断引出吃人的悲剧。狂人最后的呼声——“救救孩子！”——可以用最反讽、最野蛮的方式来理解。鲁迅仅仅怀疑了孩子们在吃人的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共犯，他的质疑却启发了他的追随者。此后，“孩子”以及应允给孩子的现实都成了政治寓言。
鲁迅的《狂人日记》因此示范了中国想象、实践现代性盘根错节的切入点。鲁迅所化身的写实作家既是摩罗诗人、也是知识分子革命者、洞见现实和未来的寓言家兼预言家、激进的历史家、意识形态信仰者兼批判者和狂人。每一个角色都指向不断变迁的现实成规中的某一层面。然而鲁迅最珍贵的遗产不仅在于他的多面性，而在于他毕竟无法扮演这么多不同的角色。狂人的故事于是成了他自己——一个充满挫折的写实主义者——的故事。面对“真实”难以厘清的面貌，鲁迅现身说法，试图拉近意念与实践、文本与脉络、政治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距离，最后却事倍功半。
我们在百余年后回顾鲁迅当年对中国现代写实主义的探讨，其实不应仅仅着眼于大师如何形成影响深远的模拟、“模拟”论述。我们应该问的是，他的论述如何促生出写作与阅读中国现实的特殊历史情境，而后来的作家又如何企图闯出这一情境，并与之对话。鲁迅的忠诚追随者将他神格化，却忽略了鲁迅不断反省、自我质疑的榜样作用。只有少数作家，如茅盾、老舍及沈从文等，才模仿了其人，而非其文。
上述三位后继作家中，茅盾与鲁迅的联系最为明显。茅盾将鲁迅及其他五四作家首开风气的写实论述加以理论化，同时又和鲁迅发展出同志关系。二人情谊在左翼作家联盟时期达到巅峰（16）。茅盾的作品持续探索中国现代写实论述中两个最具挑战性的层面：政治与历史。他对当代政治事件的投入，以及他对中国共产主义的献身，使得写作本身更富历史与政治意义。
如果说文学形式并非仅止于语言与结构的游戏，那么我们理当注意到茅盾是最早从事现代长篇小说写作的人之一。鲁迅自然是短篇小说的先驱，他的短篇小说在时空结构、情绪投入和语言形式上都有创举，所以能革新中国小说的典范，并开启迥然不同的阅读策略。然而，后之来者对十九世纪长篇小说形式的试验，鲁迅却无法居功。如果说鲁迅成功地把握住现代中国经验中灵光一现的刹那，并且用极精简的短篇小说形式表现出来，那么茅盾便擅长于呈现时间与历史绵长的活动变迁，并以其为背景来定义个人的或社会的行为及心理模式。茅盾追溯缓慢的时间流动，对其中社会与个人不断变化的内外特征予以宏观考察。他笔下人物经历各种人生经验，他由中累积感性与认知资料，到了最后社会与个人合而为一，难分彼此。
比较茅盾《虹》的开场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前者呈现女主角在长江三峡的船头独立苍茫，后者则将不见容于社会的知识分子囚困在幽闭禁锢的环境里。此处我们看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现实景象。茅盾的叙事是循着时间之河的流动而推进的，鲁迅的故事则限定在一个或真实或想象的窄小空间里，力求发出深刻呐喊。茅盾或处理女性在动荡的后五四时代中政治与性的觉醒，或描绘上海大亨之间的金钱游戏，用以强调特定人物由幻觉到幻灭、启蒙的观念进化，并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搁置自己的立场，融入他所提供的现实情景。茅盾借排列（社会或心理的）事实事件、地域色彩以及典型人物来强调真实的效果。他倚赖的是对事实参照与命名（naming）源源不绝的兴趣。借此，他把握住了社会与心理的复杂面向，还有十九世纪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托尔斯泰（Leo Tolstoy）、左拉（Emile Zola）等作家大部头长篇小说的结构性包容力。
茅盾在一九二七年亲身参与政治运动。他在革命失败后开始创作小说。他将方才发生不久的事件写成小说，不但试图重新编织纷乱的革命线索，予其完整意义，也同时对国民党官方说法提出反抗声音。尽管历史的解释权操纵在政府手中，茅盾还是利用小说来作为探索真实的工具。茅盾的小说将传统说部与历史、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对抗，重新赋予力量。近年来，小说虚构与历史论述的二分法早已受到学者的质疑，因为两者其实都要求我们作一个叙事的设计，才能解释人类经验的流程——不论是过去或现在，幻想或实证。当然，本书的广度不足以对此一问题加以细密的判定；我在此考虑的重点是，哪些社会/政治因素决定了茅盾对历史的虚构刻画。
茅盾强调时代感受或虚构历史性的重要，他指出两点：“一是时代给与人们以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换言之，即是怎样地催促历史进入了必然的新时代。”（17）不论茅盾对历史与历史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何，他的作品至少展现出两种对历史现实之形成的看法。一、他继承了十九世纪司各脱（Walter Scott）、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左拉等小说家历史叙事的观念，认为历史叙述不但要记录历史上可预期的主题，如战争、政治动荡、人为或自然的灾难，更要记录人们在特定时代所表现出的心理转化与行为变迁。因此，历史的现实不但系于国家大事与英雄伟人，也同样系于芝麻小事与市井凡人。茅盾坚信时间感与历史感的自然流露，这在他所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一书中尤其表现得淋漓尽致。此书刻意选定一个“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日作为焦点，收入的文章来自中国各地，投稿者的行业年龄性别不拘。而茅盾自谓他的角色只是编者，而非著者。他显然有意经营近乎自然主义式的（非）创作。
茅盾历史论述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他对正在发生或刚刚发生的事件所投注的眼光。他所有重要的小说，如《蚀》、《虹》、《子夜》等，都充满了时间的急迫感。茅盾以近乎新闻报导的急切态度，将最新的消息与议题用文字记录下来，并由此创造出历史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临场感。茅盾传抄发生中的社会/政治活动的方式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反复无常；事件来得速度太快，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