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游击战战争史奇迹-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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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由于太原失陷，使国民党军丧失了最后的战略支点。第2战区虽可在晋南继续支持，但已是华北一隅。华北基本沦入敌手，国民党军华北战场宣告解体。日本侵略军则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4条铁路展开于黄河左岸包头、太原、新乡、德州4点之间的地区。在绥远方面：日军中央统帅部于l0月上旬确定在太原作战结束后，关东军察哈尔兵团迅速返回满洲。为确保蒙疆（察哈尔、绥远及山西内长城以北地区）的安全，决定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之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为基干组建第26师团。师团长后宫淳中将于10月12日到达大同。时当太原作战正在进行，日中央统帅部即命后宫淳先行指挥独立混成第1、第2、第11旅团各一部，以期完成占领绥远的任务。该敌于10月14日占领归绥（呼和浩特），17日占领包头。至此，日军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绥远全省，国民党军在绥远仅有万人左右的马占山挺进军和门炳岳骑兵军。包头陷落后，该部即退入安北以西的狼山地区。在平汉路方面，日军占领太原后，腾出兵力再度发动攻势，从11月中旬起，抽调了第14、第108师团各主力举行冀南作战。国民党军第1战区的近30个师，迄12月8日宋哲元部退走，全部退往黄河以南。在津浦路方面，日军仅有1个师团（第10师团），在德州地区黄河左岸与国民党军第5战区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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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分兵开辟敌后战场
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入上海。
八路军完成整编北上出动之时，正值南口前线吃紧之际。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曾审慎分析了南口的战略地位及日军的战略企图，认为南口之役，对于日本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沟通中国驻屯军与关东军的联系，使关内、关外连成一片，以巩固其战略后方，其二，打开进攻华北、迂回西北的大门，为南下（太原）、西进（包头）夺取前进阵地。对于中国方面，南口是保卫华北的前哨阵地，是右翼战线的战略支点。控制南口，日军南下、西进均不能得逞。其欲从左翼（河北平原）进兵，必先夺取右翼（经南口入山西）；不夺取右翼，左翼便不能展开。反之，南口为日军所占，中国军队的华北战线便塌了一半。故华北的安危，系于南口的得失。鉴于南口一役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使用全部红军于恒山山脉，参加南口战役，并分兵一部进入燕山山脉，即以晋（山西）北为根据地，向察（哈尔）东、热（河）南、冀（河北）东发展。这一计划的要旨，是挺进敌人的后方，将战线推进至外长城线 （伪满洲国境），对北平、天津取包围姿态，从侧后出去，钳制日军的正面（南口——张家口）进攻。这一计划的立足点，是希望国民党军持久地坚持华北抗战。
但是，前卫师刚刚出动，国民党军队已从南口——张家口一线溃退下来。而后，国民党军在沧洲——涿州——大同部署了3个阵地，分别阻击沿津浦、平汉、同蒲路3个方面南进的日军。但国民党军统帅部没有正确处理好这3个防线之间的关系，没有防御重心，没有防御重点和纽带，整个战线“裂缝”百出。第1战区布防涿州，第2战区守备大同，而这两个防御区的结合部却无人顾及，敞开了一个200公里的大裂缝。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开赴察哈尔省蔚县地区，进至国民党军涿州、大同两个防御地区的中间地带，以填补国民党军战线的空隙。在八路军开进途中，9月11日蔚县失守。9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命八路军统辖于第2战区，第2战区长官司令部遂命令八路军开进飞虎口地区，进击由蔚县向涞源进犯之敌。但命令刚刚发出，涞源又沦于敌手。国民党军溃退之神速，总是如此出人意料，致使八路军更改作战计划都来不及。南口战役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坚持华北抗战还寄有很大希望，不料国民党军溃败得如此迅速。战争的发展趋势表明，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坚持必不能持久，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不得不从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角度来重新考虑自己的部署。
9月17日，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肖克、刘伯承、徐向前，传达了军委的决定。这一决定，首先对敌情做了判断，指出，敌人“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以此姿势，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完成其夺取华北五省之企图。其总的作战方针，是采取右翼迂回。”“日寇右翼之主力又分为3路，均以追击姿势前进：一路沿平绥路东段、同蒲路北段攻雁门关，判断约一师团，占大同后，现未动。一路沿天镇占广灵后，向灵丘、平型关进攻，系向晋绥军行右翼迂回。一路由张家口占蔚县后，有攻涞源之势，系向卫立煌及紫荆关部队行左翼迂回。此两路判断系组成联合兵团，至少2个师团，以第一步中央突破之姿势，达成其第二步分向两翼迂回之目的。”决定中强调指出：“不论如何，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向此中枢出动兵力，此点已为浑源、蔚县、广灵之被占所说明。”决定中在对敌情做了深入分析之后接着指出：“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建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依原计划执行，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依上述情况及判断，为战略上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军进攻太原及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扩大红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
（一）我二方面军（指八路军120师）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阎西山）之同意后，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
（二）我四方面军（指八路军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
（三）我一方面军（指八路军115师）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即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
根据中央军委这一部署，120师师部率第358旅于9月28日到达神池地区集结，随即分兵挺进雁北，在大同以南、以西展开；第359旅调归总部指挥，该旅组成了300余人的地方工作团开赴平山、井陉地区，深入乡村，发动群众的抗日斗争。第 115师于9月18日从忻县地区出发，以临战姿态北上迎敌，9月9日进至灵丘县上寨、下关地区。师指挥机关一面派出侦察分队收集敌情，准备打仗，一面组织地方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总部随115师进驻五台山。这样，八路军2个师便在两路日军（同蒲路的日察哈尔兵团、蔚代公路的日第5师团）前进方向的翼侧展开部署，第129师进至正太路南侧待机。
实践证明，这一战略举措是完全正确的。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期间，不仅有力的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而且增强了和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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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防御阶段的敌后抗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宇
在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也是日本的战略进攻阶段。日军于1937年7月底占领了北平、天津后，即沿平绥（北平至归绥）、平汉（北平至汉口）、津浦（天津至浦口）铁路向华北各地进攻。
8月下旬，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陕西开赴山西，加入华北作战。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前，八路军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举行作战，以小部分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八路军第115师于1937年9月中旬开到以恒山为依托的晋东北地区。9月22日，日军第5师团一部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推进。9月25日，第115师一部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缴获了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这一仗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接着，八路军3个师又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忻口战役。忻口会战历时20余天，是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较好的一次战役。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在毛泽东制定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指导下，深入日军占领区的后方，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军，消耗其力量，切断其交通，并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河南等省，广泛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使游击战由山区发展到平原及河湖水网地区，箝制大量日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政治委员兼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别担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设4个支队，1万多人。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别为支队司令员。
1938年春，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创立和发展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浙江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的同时，共产党人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军数十万人难以入关南下，汉、满、朝鲜各民族的抗日战士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在华南，广州沦陷后，中共地方组织也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在广九铁路两侧、东江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这样，从东北、华北、华中到华南，凡在日军占领区内，到处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顽强战斗，形成了辽阔的敌后战场。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军作战1500余次，歼敌5万多人，牵制敌人兵力30万人以上，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
战略防御阶段15个月的战争表明，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出现了2个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产党敌后战场；国民党军队在正面进行内线防御，共产党军队深入敌后，举行广泛的外线进攻：被国民党丢弃了的地方，随后又被共产党夺回，并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
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终于停止了战略进攻。武汉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