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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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8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Dias）绕过好望角，到达了莫塞尔港。后来，许多类似的快帆船紧随其后，使欧洲与东印度群岛有了持续的接触。葡萄牙人的航海只是吊起了欧洲冒险家的胃口。而欧洲前往亚洲的转变，从意大利出发，经由陆路到大西洋国家，才有深远的影响。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地中海国家芳华尽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瑞典、丹麦和荷兰抢夺了它们的商业优势。大西洋超过城邦热那亚和威尼斯，成了世界旅行者的新航路。
第4节
　　　　历史的大谜思之一是同样能干的中国水手和葡萄牙9水手之间的不同反应。与葡萄牙人相比，中国人“看世界”的热潮为什么会退去？中国人比葡萄牙人更早地表现出对贸易的极大兴趣，因此金钱动机并不是我们要找的答案。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更多的葡萄牙人可以随心而为，葡萄牙王室甚至承担了首次航海的费用。我们缺少准确的信息，但又急着讲故事，证实我们的猜想。西方的说书人喜欢强调探险者的无畏和欧洲人为摒弃习俗做好的准备。这种有关东西方差异的解释最经不得仔细推敲。真实往往比故事更精彩。

　　　　缺乏知识、财富或技能显然不是中国人与西方切断联系的原因。那么到底是为什么？从现实角度出发，中国商人曾在整个印度群岛建立了商业关系，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这可能减少了他们走得更远的兴致。或许明朝皇帝发现非洲国家在科学、艺术、工艺等很多方面都比本国逊色，所以他失去了兴趣。“太平天国”正是中国人的一贯风格，对绝对优势的信仰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这有何不可？中国古代的工程魔法是很好的例证，改革家通过交替使用营火和冷水浴的方法爆破岩石，凿穿了花岗岩山脉，修成了一条用来控制洪水的长渠。许多独创技术和科学成就都强调了当时的中国具有多么高水平的优秀教育。中国站在祖先的肩膀上，而且中国人也没有欧洲基督教的教会命令，不会赋予探险家以道德权威去改变外国人的宗教信仰。那么它为什么没有持续发展下去？这里存在许多的“可以”和“可能”，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体会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反应背后的深意。｜米｜花｜书｜库｜ ；__

　　　　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紧随西班牙人的脚步抵达了新大陆，在这片蛮荒之地上开辟他们的疆域。当时的人很快发现几乎一切都可以在热带地区生长，特别是欧洲人缺少但自己又种植不了的东西。欧洲探险家一边勘探开发，一边寻找帮他们耕种新作物的劳动力来源。自从航海家亨利第一次远航开始，葡萄牙人一直在进行非洲奴隶贸易，而且他们很快就横跨了大西洋，把奴隶贩卖到更远的地方。非洲人与新大陆大多数的土著部落不同，他们非常适应矿业和农业的规律工作。而美洲土著是可怜的奴隶，如果被迫工作，他们往往会在绝望中死去。17世纪中期，随着需求不断增长，法国、荷兰和英国的商人为了主宰奴隶贸易，与葡萄牙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航海对欧洲和非洲的影响不可估量。新的劳动力需求创造了现代的奴隶制度，这远比圣经时代的奴役制度更残忍、更不人道。在随后的两个半世纪里，差不多有1200万非洲人从家乡被扭送到新大陆，先是在西班牙的矿山和牧场上做苦力，然后是在糖料、稻米、咖啡和烟草种植园里劳作，这就是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丹麦人、瑞典人和英国人在整个西半球创建的事业。而大西洋的海上通道正好可以通向这个新的劳动力来源。

　　　　开拓者

　　　　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四处活动。而我却非指着北大西洋上的一个小岛国说，这里才是资本主义的开端，似乎有点反常。可是只有在英国，这些激动人心的新事物才突破了社会和智力的条条框框，从而形成了商品生产的全新体系。一系列始于农业、终于工业的变化标志了贸易发展的这个时点，此前，商业长期在传统社会的夹缝里挣扎，现在它终于挣脱了法律、阶级结构、个体行为和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对它的束缚，散发出了活力。很多书都描写过这一段惊人的历史，但它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个谜。

　　　　几年前，我参观梵蒂冈博物馆时，被14、15世纪的绘画作品中所描绘的丰富生活迷住了。这些画作中满是各种各样的植物、家具、装饰品和服装！我忍不住把这些描绘日常生活的奢华与英国的平淡无奇进行了对比。这个贫乏的、寒冷的、微小的、古怪的国家居然是技术创新的始点，居然是它无情地改变了物质世界，这多么不合常理！20世纪初，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Toynbee）认为自己在“挑战与应对”的公式里，找到了所有发展的关键。他说英国人总能接受挑战，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没什么令自己分心的奢侈品。汤因比的假设虽然不够严谨，但或许有一定的道理。
第5节
　　　　几代学者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工业化，因为它标志着18世纪资本主义的萌芽。他们称之为工业革命。这可以理解，因为在外观气派的工厂里，到处都是连接的机械设备以及整齐作业的工人，这明显与以前不同，但也只是个开始，就像是怀着五个月的身孕，才刚刚能看出点迹象。早在这些发明还没成形时，关键的变化就已经发生了。但究竟是哪些变化，又该追溯到多久以前？

　　　　资本主义的根基究竟有多深？有些人认为这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甚至是史前时代。贾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就此命题出版过一本畅销书，他的研究强调了西方的地理优势和生物优势。而这种解释说不通的核心问题是：所有欧洲国家也具有同样的优势，但只有英国推开了资本主义的大门，其他国家都只是追随者。戴蒙德强调了物质因素，这表示在个人、想法和体制不影响历史发展的前提下，这些因素可以解释导致西方现代化的特定历史事件的原因。*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大卫兰德斯（DavidLandes）是参与详述“西方的崛起”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这是气候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但他并没有讲述这些改变西方社会的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面对相同的问题，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Crosby）着重说明了欧洲人对现实基本理解的变化。13世纪，他们用量化方法揣摩世界，促进了数学、天文学、音乐、绘画和簿记方面的发展。科技成果的故事总是令人着迷，克罗斯比坚持认为，智力变化使社会和政治变成了无人过问的概念。迪博拉尔（DeepalLal）则追溯到了更早的11世纪，他认为教宗诏书是“大分流”的根源，它为所有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建立了共同的商业法律。

　　　　拉丁格言“此后，因此，由此”（拉丁文posthoc；ergopropterhoc）说的是因果关系，这提醒了我们，这件事发生之前，还发生过别的事，但它不一定是后续事件的起因。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普遍现象，它有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以长远眼光看待资本主义萌芽的人会注意到很多事件，比如新大陆的发现、印刷机的发明、钟表的使用以及教皇的财产安排。这些在没有改变经济方式的国家里也同样存在。从逻辑上讲，广泛共有的发展不能解释一个国家的特有反应。无数有关西方国家如何向过去挥手告别的理论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西方打破陈规、走进资本主义有很多因素。可是，请记住，演替不是过程，这一点很重要。过程是一系列有关联的行动，而演替时有中断，而且存在很多偶然性。

　　　　欧洲的分歧

　　　　英国人脱离了农业创新，释放了可用于环球贸易以及开创性机械工业的工人和资金，但这一切并非不可避免。现在回想起来，这一进程似乎天衣无缝，但事实并不一定如此。表观推断反映了人们倾向于相信已经发生的原本就该发生。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资本主义，理解它并不是人类历史注定的篇章，而是对四千年主流惯例的一次背离，那么我们打破这种思维定势很重要。商贸同样也不具有形成资本主义的力量。中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或许有成批的贸易商会在你的脑海中浮现——但他们既不是农业革命的拓荒人，也不是工业革命的先驱者。我们可以说，高度发达的商业体系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资本主义始于英国，这并不是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活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没有贡献。15、16世纪，这些大胆的冒险行动打开了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思想和钱袋子。不过西班牙和葡萄牙也佐证了英国的例外论。尽管这两个国家不断地出外探险，但它们的贵族仍然藐视工作，完全不顾及商人和匠人的需求。正因如此，葡萄牙和西班牙虽在航海方面成绩斐然，但最终还是折回了老路。英国则不同，它向前的脚步从未停留。而且这些发展吸引了评论、争辩和解释。智力参与经济变革的意义在于阻止旧思维方式的回退。因此，新做法和他们敏锐的分析是为了推翻时光沉淀的智慧。许多国家都有过辉煌的过去；但英国却能在各个发展阶段上持续创新，所以才显得更加耀眼。
第6节
　　　　当然，始点没有定数。所有历史发展都有前提条件，有些条件甚至可以倒回数百年。史学家展示给我们的每个历史断面都证明了现代社会的根基扎得非常深。然而17世纪，英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代的人也敏锐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些变化。起初，世代沿袭的社会秩序尚可支撑既有的戒律、特权和法规。但一个半世纪后，资本主义获得的动量越来越强，可以对抗地位一成不变和皇室控制的统治方式。大大小小的企业家的风险投资和试错法中出现的成功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所以他们没有了回头路。变化不可逆转且不断累积。最终，增长变成了发展，不只是扩张，而且积少成多。资本不再稀缺，事实如此，荷兰人凭借其在全盛时期，作为世界伟大的贸易商累积起来的储蓄成了欧洲的金融家。

　　　　“西方的崛起”在历史书上是非常古老的主题，但很可惜，这个主题在西方和“其他国家与地区”之间进行了很多次不公平的比较。我非常不愿意助长历史传统教育的这种嚣张气焰。我认为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在解释资本主义方式如何变成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时，更愿意强调不寻常的时机趋同和恰当的判例引用。聚焦英国似乎有点老套，但最新的学术成果证实了英国确实是独一无二的领导者。

　　　　最近，围绕欧洲在1800年之前是否与其他地方不同这个命题爆发了一场令人兴奋的争论。肯尼思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写了一篇颇具煽动性的研究论文，详细介绍了亚洲的部分地区在18世纪享受着与西欧不相上下的生活水准。在他看来，由于19世纪，欧洲的工业化充分发展，出现了“大分流”，才产生了欧洲霸权。彭慕兰的研究非常有益，促进了新研究，并且推动了对旧观点的彻底重评。他用人的预期寿命、农业生产力和区际贸易等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