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圣物语-第10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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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开始对教室进行“修整”了。对于已不再是学生的他们来说，教室自然不应该再像个教室，这大概便是他们“修整”所要达到的目标。
只见他们旁若无人的，拾起砖头把教室前后两个灯泡砸得粉碎，又比赛似的把砖头掷向黑板，使那本来就布满白皱纹的黑家伙顷刻间又多了许多更加瞩目的“白筋骨”。此后有个人对教室的一个窗户发起了脾气，那窗户本来就已残缺不齐，——不知何时被人抽去了两条钢筋，有人为了防偷，便在上面钉了一块木板。那家伙现在正用力的掰那块木板，但用了很大劲，那木板“吱吱”地叫着，就是不愿意下来。李亮走过去。“帮助”他的朋友完成这件壮举了，只见二人张开魔抓齐心协力地抓住那块可怜的木板，猛一用劲，只听“咔嚓”一生。木板忠贞地断成了两节，不得不从它的岗位上跌落下来，掉在地上。二个流氓还不罢休，抬起脚狠命的踏在木板的尸体上，顿时使之成全了“宁为玉碎”的理想，成为一堆四分五裂、惨不忍睹的木材，仿佛曾犯过诺大的罪过而遭受了车裂或五马分尸的毒刑。
两个人完成了这项轻松愉快的伟大工程后，相视又嘿嘿而笑，随后便狂傲的和另外几个人扬长而去。
在走到教室门口时，李亮回了一下头。欣赏了一下自己的杰作，捎带着瞟了一眼站在墙根的那几个呆若木鸡的人，打了胜仗似的走了。
屋子里的人开始行动了，他们或叹息或摇头，反感、愤懑、不满、抱怨。对曾为同学的流氓们，也对自己。
我满心愤怒，简直想有一身武功，来惩罚这些无赖的混蛋们。可叹我当时连句阻止的话都不敢说。在正义面前，无能的我便只能如此！这是我的耻辱，人生最大的耻辱！
回家时，我手中又握满了“奖状”。但我已不再像往年一样把这看成光荣，而这些似乎也成了我耻辱的见证，一路上，把头顶上的烈日也忘记了。
所谓长春街，自然不是东北那著名的大城市。论大小和人口，还远不及它的万分之一。
长春原名长庙。是长鼠庙的简称，而长鼠则是蛇的土称，或许是长长的老鼠之意。想必当初长春必有一长长的蛇精在此兴风作浪，人们便建庙宇以供奉之。如今庙之遗迹已全不可见，只剩下十字交叉的两条百米长的街道。每当逢集。便会密密麻麻挤满了人。长鼠已成历史，长鼠庙也已不知去向，但是长庙这个名称却是流传了下。许是后人嫌弃这名称不雅，便改名长春，虽然上了年纪的人们更喜欢以长鼠庙呼之。
长春中学，全名长春初级中学，坐落在街东南一隅，建筑是如周遭民房一样的红砖青瓦，一个并不大的院子，汇集了逾千名师生。学校大门朝西面向街道，门口头顶的帽盖上用红漆刻着“太和县长春初级中学”几个字，门两旁的水泥墙上是“培育英才、振兴中华”八个正楷。
走进大门，是一个幽暗的过道，穿过它，学校全貌便尽呈眼前：一条坑洼不平的水泥路，路南是一个拥有烂掉了的窗户和锈迹斑斑的铁门的只长草不开花的花园。路的尽头对着几个空空如也的花坛，路北边是一排乡下常见的树，树北边便是一排作为九个班级教室的瓦房。花园以南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和装了玻璃窗子的复读班教室。再向南是围墙和大门，围墙外是一条水沟，那里经常成为我们劳动课的工作场所，我们不得不奉命从家里拿了工具把水沟挖深拓宽，大门和土路之间的沟上架着刷成白色的大桥，通常我们从东边来的学生都是从这个南大门进出校园的。
升入初三年级，学校开设了补习课，这就使两个月的暑假缩短了一半。
七月底八月初，正是天气最炎热的时候，学生们就得拿了钱、报了名、搬了桌子板凳开进新班级。
于是在这三伏盛夏，学生们个个顶烈日满脸大汗地走在乡间小路上，坐进教室，摊开书本，狠命的以书当扇摇个不停。脑袋“嗡嗡”的响上几节课，静下来，放学了，又得进行一次艰难的旅程。每天如此地走下来，出了几堆汗，脑袋还是空荡荡的。很多人受不了，就不再向学校跑了。
在这一学年，红伟留级了。这出乎我预料之外。但也没有去询问他是为什么。因为，这个暑假的前几天，我和红伟搞了个可笑的闹剧，“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和红伟大概也是如此吧。
那是暑期中的一个上午，太阳光像利剑拨开所有的阻挡，碧空万里深邃如洗。村子里不知是躁乱还是安静，蝉嚷个不停，像有天大的冤枉也喊不尽似的。雄鸡隐约从远处传来一声深长的嘀鸣，下了蛋的母鸡也在“咯嗒”着。雪白的羊羔不再吃奶，也停止了自早晨以来欢蹦乱跳的游戏。正乖乖的依偎在墙根树荫下。还有一只懒懒的灰猫，此时正睡得死了一般。
我和弟弟分居东西两屋桌前椅上，默默无闻的读书写字，这几乎已经成了习惯。弟弟从小怕人。不喜说话，虽个子比我高，却不善调皮捣乱。
这时，门口耀眼的阳光忽然暗了下来。这预示着有人进来了。
我赶忙离开椅子，出去迎接看是哪路尊客。原来是红伟，他还带着两名小将，三人也不说话，走进屋来。
红伟不像往常那样掏出棋盘来下象棋，而是握住我的手跟我较起劲来。这才是他的性格，对于打乱。他总是能拿出三伏天的太阳一样的热情。而每当这时，我也会不甘示弱，给以猛烈还击。我们两个扭在一起，旁边的几位都睁着微笑的眼睛看着，红伟带来的小同伴也开始给他助威了。
最终。这场战争以我的手被擦破了一块皮而告结束。
红伟脸上带着喜悦、傲慢看着我，我却一下子恼羞成怒，走到太阳底下，看着手上血淋淋的伤口，吼道：“你乱够了没有？”
红伟不笑了，他看着愤怒的对手，已不知道怎么搭话。只是说：“怎么了？”
“乱够了就赶你走！”情不自禁的，我惊奇地听到自己喊出这样的话来，而后闪出了自己的家门。
刚出家门便觉出自己的过分，可是话已出口便收不回来，想要再挽回一点余地已不可能，因为红伟他们已经低着头离开了我家。我怎么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愤怒情绪去挽留。
从那以后。我跟红伟就没再说过话，他的此次留级让我吃惊，但却也没有去询问他。
红伟没有跟我一道走进三甲，他的桌子我就“凑合”不了了。
开始，我跟另外两个同学一起趴在一张桌子上学习。桌子的主人叫秦玉，是我在大秦小学时的同学，是那时候的学习尖子秦乾坤的堂哥。
三个人共用一张桌子，又是大热天的，特别拥挤闷热。但是与那些还没有桌子只能把书放在膝盖上学习的同学比起来，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没有桌子的学生们，大都采用同一个战术：忽然某天有人搬来了新桌子，就可以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了。但是迟迟不见有人行动，于是就慢慢拖延了下来。
这本来就已经够难过得了，但是在一个清早局势大变。
那天早上，复习班的一部分学生组成了征讨新生班的大军，出师三甲。仅仅一个早晨，就“侵略、占领”了我班三分之一的领土，班级形势大为紧张，而“征新军”却尚有不满足之意，以至于上午又开进了大量人员，架起了更多的碉堡（桌凳）。最后，新上任的三甲班主任不得不亲自出马。才算赶走了一部分“侵略者”，但还是对剩下的妥协下来，让其成为我班土地上的主人。可怜那些没有课桌的三甲原著民们，现在不得不像被迫搬家的印第安人那样，纷纷拥挤在环境恶劣的角落里，苦熬日月。原著民们都气愤地看着这群不速之客的行动，可后者却都个个板着脸，旁若无人，我行我素，刚一进入阵地就都读书写字，埋头苦干起来。这个时候，原著民们才终于明白过来，原来这些人并不是“侵略军”，而只是外来移民，因为我们班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加入而改名换姓，依然是大名鼎鼎的“三甲”！
虽然大家还是不满和气愤，但是看着新移民们个个人高马大，老成持重的，也就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了。
点名的时候，大家都支棱着耳朵，听听他们的尊姓大名：“马春光、李永平、高俊峰、莫莉莎、苏露茜……”
新移民除了个头较高、年龄偏大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男多女少，而仅有的几个女生中，美女比例要显然高了许多。而其中的莫莉莎、苏露茜，都算得上少见的好姿色。尤其是莫莉莎，人如其名，莫名其妙得让我有眼前一亮之感，并且在老师点名时特意去关注了一下她的姓名。这些新来的女生们。个个显得芳名优雅别致，洋气十足，而“莫莉莎”这名字更是个典型的代表，以至于那位以口齿幽默著称的梁荣海老头儿在点名的时候特意提醒道：“这名字好啊。快赶上著名的蒙娜丽莎了。”这当然引起了学生们轰然的笑声，而这也使我对她记忆犹深，并为她可惜。
虽然跟四个人挤在一张桌子上，这时的我倒不觉得有多么沮丧。相反，我这时是特别的情绪高昂，十分健谈。几个同桌，特别是秦玉，跟我相处得十分和睦和快乐，每天一有空闲就跟他们谈天论地，把联合国扯一通。把美国说一遍，简直像个演讲高手和雄辩家。
如此过了几天，或许是班主任担心我们这么聊天影响学习，也许是他老人家终于发现我们四个人及一张桌子实在太辛苦，就忽然在一个晚上把我调离了我的群落。
他把我安排在一张复习班同学的桌子上。说是调动，其实也还是在本排，与秦玉也只不过个这一条伸手可及的小路而已，因此并没有太多分别之感。
我的新同桌是一个塑雕般的男生，他南边便紧挨着女生。我坐下时，他一动不动地看书，我还以为是有女生在旁边害羞而不说话。
“这是你的桌子是吧？”我凑过去。小声问。
“是。”他冷冷的回答，随即又加了一句：“别太好说话！”
我“嗯”了一声以示回答，本来还想说些感激的话，毕竟在人家的地盘上，可被他这句话压住了。
初三了，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下课是很少有人出去玩了。这也使我明白了一年级时所发现的现象：为什么会下课时教室外面的人总是随着年级由低到高的增加而减少。那时候还以为高年级的人比较少，现在才知道是因为什么：初三了，学生们都自觉地知道“苦干”了。
我所在的那一届三甲班是由梁荣海先生代班主任的，几何及代数沿袭着由马子玉和刘伟代课。
梁老师代语文课，花白的头发留得很短。饱经风霜的脸上爬满了皱纹，但却总是红光满面如老年曼德拉似的的，说不清是精神矍铄，还是有病吃药的副作用。这是一个世故、圆滑的老头儿，总是脸上呈现出安详的自足之乐。他对学生特别的和蔼，通常乐呵呵的在孩子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