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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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姨太太编成了班。这种作风如果不改变，快滚蛋！

　　那年，蒋介石曾飞到沈阳抚慰东北父老，在市府广场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并发表演说。我怀着好奇的心情挤在学生队伍中，却一句也没有听懂。我们的校长刘文翰是北师大经济系高材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曾请比利时一位女士到学校讲学，他任口译，还组织同学们进行演讲比赛。他的渊博学识、*作风和不同凡响的口才，都给我留下良好印象。他对l947年国民政府的改组仍寄予幻想，认为张群内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革新国民党的弊政。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扭转人民解放军在东北的优势，*发动的五次攻势解放了许多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共产党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力量？百姓们悄悄议论着，中学生们也在议论着，教《公民》课的青年远征军转业军官也在黑板上画内战形势图，谈论中国的未来。

　　1947年我初中毕业，在班上名列第一，考入东北中山中学。这是1934年在北平建立的一所国立中学，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由北平迁往南京，继经湖南、广西人川，在威远静宁寺办学8年，抗日胜利后迁回沈阳。学校占地宽广，图书和仪器丰富，师资力量很强，极难考上，三干多名考生只录取二百名左右。这是一所开放的学校，各种思想互相撞击。我除了学好功课，还读了许多期刊，如《观察》、《时与潮》、《读书与出版》、《太平洋》等。《太平洋》是清华大学在校生耿守铨主编的一个大型综合期刊，刊载各种不同倾向的作品，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所批判。记得小说《三部曲》批判了农村过火的阶级斗争，《滋长在黄泥路上》歌颂抗日根据地欣欣向荣，《共产党对世界和平所持的态度》则阐明阶级斗争学说与世界持久和平的矛盾。它的《发刊词》写道：

　　谁能阻挡黄河的万里奔流？

　　谁能阻挡住年轻人前进的力量？

　　谁能阻挡住《太平洋》月刊无穷的发展？

　　哥萨克的骑兵忠于顽固的俄皇，

　　第三组的密探专为对付革命党。

　　烈士长眠黄花冈，

　　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历史自有公平的判断！

　　当时中山中学激进的同学创办了“9&；#8226；19”社，出版诗与画刊，鞭挞丑恶的社会现实。焦金章同学曾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是灯塔》的词和曲，说这是*的党歌，我唱起来觉得奔腾激越，很有鼓动性。但我那时的主导思想是首先要完善自己，考入一所理想的大学，受到理想的教育，将来作一名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或作家。我在每本教科书的扉页上都写着：“北大、清华、南开的大门对你是开着的，只看你是否努力！”

　　这年秋天，国统区进行“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选举，标榜所谓“还政于民”。街头行驶着竞选的卡车，车上敲锣打鼓，奏着音乐，车厢上贴着彩色纸，上书“请投张洪学先生一票”，“请选潘香凝女士为国大代表”，“请选周慕文先生为立法委员”等。鼓噪得最起劲的大多是国民党员。有一位中山中学毕业的校友也到学校发表竞选演说。呼吁大家投他一票。我当时不满十八岁，尚无选举权，只有看热闹的份儿。我姐自姐夫1946年病逝，不甘寂寞，辞去公职，也报名参加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竞选。她不是国民党员，无人为她张罗，自然得票甚少，竞选失败。国民党员潘香凝获上万张票，我姐只得两百多票。更离奇的是在竞选期中，竟有一个票贩子来我家，说他可以买到几百张选票，一张付多少钱，那是个很吓人的数字，我姐婉拒，说她不是志在必得，仅是作一次尝试，也无力出钱购买。这件事深深伤害了我那颗对选举怀着圣洁感情的稚嫩的心，感到政治的虚伪。国民党的*选举实在是一出装璜门面的滑稽戏。

　　那时。我对祖国深感失望。盼望了多少年的祖国光复，并未使国家真正进入四强的行列。正如《时与潮》的社评所说，在国际舞台上，美、苏是兴风作浪的国家，英、法是推波助澜的国家，中国仅是随波逐流的国家。由于内战爆发并愈演愈烈，中国失掉了千载难逢的和平建国的机遇，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戡乱建国总动员令”，不仅宣布*非法，*同盟也非法，中间路线和第三条道路都走不通，作为青年学生将何去何从呢？

　　我本属“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一类学生，此时也很关心天下大事和内战终局。知友焦金章曾说：“你文笔很好，似乎更适合读文科，将来做民众喉舌。”但当时对国共孰胜孰败的形势尚未看清楚，认为中国很可能出现新的南北朝格局，*占领东北和华北，国民政府盘踞华中与华南。

　　1947年冬，沈阳被东北*联军包围，陈诚代替熊式辉和杜聿明，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百姓说：“陈诚真不善（不简单之意），火车南站通北站。”很快卫立煌又代替陈诚。舅舅苏炳文在东北剿总任总参议，他说：“国民党在东北是死马当活马医，眼看就站不住脚了。”

　　在沈阳的几所国立学校，包括东北大学、长春大学、长白师院和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纷纷包机迁往北平。那时，沈阳已成孤城，物价飞涨，高粱米卖流通券几万元一斤。飞离沈阳似逃出苦海，中山中学的公费生第一批飞锦州转天津再到北平。焦金章从北平写信赋诗云：“流浪到天津，夜半玄武门，风吹背脊冷，游子故园心”。数千流亡学生示威*，要求华北当局给予关怀照顾，遭到当局*，爆发了“七五”事件。

　　我的远房表哥陈造兴在沈阳市师资训练所接受培训，拟投考国立政治大学，他英语基础差，恐怕考不上，便请我“助考”。我当时才读高一，想体验一下投考大学的滋味，便购买了一张中正大学先修班毕业（相当于高中毕业）的假证件。我和他的报考号连在一起，就在我就读的中山中学大礼堂考试，我坐在他的前面。参加这次考试的有三百多天到天津转塘沽。买到船票。乘一艘军用船驶向波涛汹涌的大海。船上，我头晕眼花，不断呕吐，登上甲板，更感到风大浪大，蔚蓝的大海奔腾咆哮，只好又回到船舱里，翻看一本刚出版的《主流》杂志，头篇是罗梦册教授的大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思潮》，阐明人类文明的主流是政治*，经济平等，社会公正与个人自由，缺一不可。国民党虽标榜政治*，但经济不平等，贫富不均，社会混乱，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经济平等，但政治不*，缺乏个人自由，都不符合人类的理想。

　　他鼓吹不流血革命，这种改良主义思潮给了我相当的影响。

　　这本杂志篇幅不多，系中国自由*社会主义学会主办。后来得知罗梦册是南京政大的一位政治学教授。我到南京后又买了一期《主流》，读了罗氏的另一篇论文《论不流血革命》，但从未见到罗梦册其人。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社会主义理念。

　　lO月20日夜船抵上海，见江湾繁花艳开，与北方萧瑟的秋天形成鲜明对比。在火车站候车时，我买了一本《新闻天地》，上面刊载了《济南之战》和《长春得失》，得知济南已经解放，蒋介石险些在机场当俘虏。辽沈战役正在进行，战争形势的发展比人们的预料快得多，江南似乎也不稳定了。

　　第二天到南京红纸廊政大报到，我们乘校车到孝陵卫校分部住下。我年龄太小，人们都认为表兄才是被录取的新生，我大概是跟着表哥来玩的。这时，在沈阳录取的同学肖俊惠、宋宦春、贾举才、王传大等都汇聚在一起，我便拥有了一群伙伴。

　　按当时入学规定，每位新生需一名保证人，我便去找立法委员周慕文。当时周住在南京鼓楼旅馆，一人一室，房间不大，光线也不好。虽与我互不相识，听说我是陈造兴的表弟，立即在保证书上签了名，盖了章，还鼓励我几句：“这样年轻就考取了政大，应当珍惜，前途不可限量。”

　　当我离开北平时，收到姐姐寄来的国民党沈阳市党部书记长张宝慈写给国大代表张鸿学的一封短信，内称“兹介绍王地山同志年轻有为，望我兄热心关照，着意栽培，将来必为我兄左右臂也”。我读后觉得好笑，我又非国民党员，何得称同志，认为凭这种子虚乌有的关系攀附权门，是很可耻的。不由想起《三国演义》中庞统初谒刘备时，身上带着鲁肃和孔明的介绍信，均未出示，仅被委任为耒阳县令。其后张飞前往视察，闹出一场纠纷，被张飞惊为大才。第二次见刘备时，庞统才得到刘备的赏识。想起这个故事，我便把张宝慈的信撕毁了，也从未去找过张鸿学。我还有一位姨父李养吾在南京国防部任要职，姨娘在沈阳时曾到我家并受到款待，基于同样的心态，我到南京后也从未到他家拜访。以我那时的幼稚和缺乏主见，如果和他们来往，很可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

　　93国立政治大学与顾校长

　　国立政大的前身是中央政校，是为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学府，实行以党治校和军训制，待遇特好，全部公费，据说毕业到地方，至少可以当县长（实际并非如此）。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度要蒋经国任该校教育长，在*浪潮冲击下未能如愿，便让政治上比较开明的顾毓绣担任，并改为直属*以攻读社会科学为主的普通高校，向全国招生。顾毓绣以*治校相标榜，把政大扩建为三个学院和十个系，并在孝陵卫设校分部，提倡学生建立各种社团、民选学生自治会。聘请一批有名望的教授来校任教，他的作法获得学生的普遍崇敬。

　　1948年秋，国统区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期，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的失败，使大小商店的货物被抢购一空，南京发生市民抢米风潮。东北全境解放，更使国民党政府人心惶惶。11月初，政大的东北同乡会欢迎新生，请三位东北籍教授讲话，须发皆白的臧启芳教授对时局仍持乐观态度；在司法部任职的李祥生教授则认为“大局不可为矣”，“臣无半策纾时难，唯有一死报君恩”，并说他死后立碑，刻上“东北义民李某之墓”，平生之愿足矣！周孝若教授则表示：“共产党一来，我只有逃之天天。”他们代表着右翼知识分子的立场。刘不同在《大学评论》上分别发表致蒋介石先生书和毛润之先生书，呼吁和平。一个上午，顾毓绣校长来校分部讲话，他说：“穷则变，变则通，限价的办法行不通，可以换一种新办法，百姓抢米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民心向背。如果百姓从心眼里痛恨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就很危险了。”

　　在政大学生中，有着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有的拥护国民党，有的同情共产党，有的则徘徊于两者之间。图书馆有各种倾向的图书报刊向同学开放，不少同学每日读英文的《字林西报》和《密勒氏评论报》。我读过马寅初的《经济学大纲》，也读过叶青的《共产主义批判》和《英国的战后经济》。在朝夕相处的东北籍同学中，政治倾向也各不相同。当过青年军、在沈阳《中央日报》任过职的贾举才却相当左倾，他随身带着伊里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许涤新的《中国经济的道路》和王辛著的小说《黎明》，并借给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