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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任我评说-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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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完全不同的产权制度必然会出现对社会责任的不同理解与要求,同样,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认识与理解。
  中国正处在刚刚开始建立与完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刚刚开始允许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平等竞争的阶段(尚有大量的行政垄断存在),民营经济尚处于起步期,并不具有雄厚的资本实力,更不可能独自参与全球化竞争。国有企业的改革尚未完成,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尚未落实,许多企业尚处于亏损阶段,除国家支持与垄断的行业外,很多企业同样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中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公开的资本市场,企业尚未完成自有资本的原始积累,因此不能依靠资本市场解决资金与扩大规模,只能靠经营利润形成的积累与沉淀。而中国真正能称得上富有的家庭更是少之又少,总体的社会矛盾与企业面临的难题相同,都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解决生产能力与经济实力不平衡的矛盾。
  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的第一步并非是对社会提供三次分配捐助,而是合法经营。那么企业是否在合法经营之后就没必要承担三次分配的责任了呢?起码这不是像必须依法纳税一样是一种法定的义务,而是投资者的一种主观意愿。投资人有权决定财产的处置方式,产权人有权决定自己的财产用途。当然扶助弱者的传统美德、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心,会让多数人和企业积极参与全社会的三次分配活动,但这绝不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责任。
  华远有了国有资产的“挡箭牌”,并不代表华远没有自愿地为参与三次分配的社会公益活动进行过专门的宣传。
  早在1984年华远成立之初,我们就开始按区政府的要求无偿举办“大龄青年舞会”的公益活动;无偿为西城区配备了第一套中学的计算机电教设备;举办了西城区战略研讨会和“华远之声”公益音乐会……
  二十多年间,华远还为西城区出资建设了法院、党校、经科大、政府会议楼、老干部活动站、区公安局、多个派出所、多个街道公厕以及多种零星建设工作,提供了数万平方米的办公设施等建筑。
  为支持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展,从中国举行的第二次铁人三项赛、第一次英式橄榄球赛开始,华远拥有了中国第一家乒乓球俱乐部,拥有乔红等前世界冠军选手,有中国最好的桥牌队……全北京会打桥牌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华远的,华远是中国为桥牌运动出资最多、时间最长、取得成绩最好的赞助商,
  北京连续十多年的各种群众性桥牌竞赛都是华远出资支持的,华远队还代表中国赢得了日本“NEC杯”国际桥牌邀请赛的冠军。华远常年对中国各种体育活动的赞助超过了几千万,这还不算华远专门对亚运会和奥运会提供的上百万元的赞助。
  从第二届“京港研讨会”开始,华远就协助政府和各种机构举办大量的国际会议,包括最初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京演讲。
  从中国改革基金会成立之日起,华远就提供了800万元的支持,并提供了中国改革理论研究的各种课题经费和会议经费,包括为最有贡献的经济学家发出的第一笔100万元的经济学贡献奖。华远为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做出的支持远不止几千万元,其社会效应更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

答复网民的提问(4)
1994年,华远捐资500万元为阿坝四所小学购买了计算机等教学设备,2006年年底为海南省贫困县捐资100万元建立希望小学。即使不算每年固定支持西城区和北京市重点学校的经费,华远累计在教育事业上的捐助也远远超过了几千万元。
  为支持我国NGO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华远组织、发起和参加了多个公益基金组织,如支持治理荒漠化的阿拉善SEE基金,支持环境保护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支持扶助农民致富的“富平”基金以及人口福利基金会的“幸福微笑”基金等,多数基金捐款都在百万元以上,少的也在30万元左右,并且还继续支持着各种公益基金的活动。
  今天当社会在关注兔唇儿童的治疗时,华远的职工早在十多年前就自发捐助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修复下巴的手术,并参加过“博爱”慈善等多种慈善捐助。凡是各级政府、街道、区县和社会团体的捐助活动,都能看到华远的身影,华远在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
  华远的宗旨是“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从来没有在第三次分配的公益活动中甘落于人后。但这不等于所有的捐助活动华远都能参加和都有能力参加,许多捐助是有上级指示、号召和要求的,也有大量的捐助是股份公司、合资公司经董事会批准后执行的。
  华远与北京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也曾合作举办过“元旦”、“春节”、“十一”等大型文艺晚会,以丰富北京和全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另外还赞助举办过各种公益演出活动,以及组织职工参加各种义工活动和义务劳动等。
  我可以自豪地说,华远集团既不是纳税的侏儒,也不是社会捐助活动的矮人,不管是在区属企业还是房地产企业,华远都可以骄傲地站在前沿。
  国有资产的公益支持除了捐款外,还有大量按政府指令由企业出钱完成的社会公益性建设,如华远代表西城区政府为地铁四号线股份公司承担了股本金入资及贷款担保等类似的工作,这也算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吧。
  我并不指望用我的言语扭转网民们对华远的看法,我只想告诉那些对华远这个几代领导创造的优秀企业存有误解的网民们,正确地理解与讨论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不表示华远不想承担社会责任,而恰恰是只有正确地理解什么是社会责任,才能管好、办好一个企业,才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不要错误地将企业的社会责任仅仅认为是企业应更多地承担公益事业,过多地要求企业的捐助只能是涸泽而渔而不能囤水养鱼,否则不但不会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和谐,反而会制造各阶层之间的敌对情绪,制造更多的社会矛盾。
  企业进行更多的三次分配活动,必须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与税收制度,而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并不鼓励企业从事更多的社会捐助活动。国家规定仅仅对某几项活动或通过某几个机构的捐助给予少量的抵税或免税的政策,而对大多数的公益活动捐助并不给予免税的优惠,因此实际的企业支出还要加上应缴纳的33%的企业所得税,这同样限制了企业的社会公益活动。
  华远并非大型的国企,但仍能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希望更多的社会成员知道,华远在勇于承担社会的责任的同时也从事了大量的公益事业。
  关于我的故事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把生活中不愉快的事情讲给大家听,但有时候这些故事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事实的真相,并且可能会对社会有所启发,让更多的人了解生活并努力追求美好的生活!
  中国改革的进程中有许多过去从未出现过的事情,于是人们对对与错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仍用传统的观念看待改革与发展中的事物,就可能会产生误解与疑惑,甚至可能影响自己的判断。
  当中国出现了一批开始富起来的人时,当房价让许多城市居民望而生畏时,社会开始对房地产商产生恶感,并将脏水都泼在了房地产行业与房地产商身上,认为所有从事这一神圣的为民造福的行业的人都应被“枪毙”。
  社会上曾盛传各种不同原因的版本说“我被抓起来了”。如果我写文章去解释的话,会被认为是假冒的,于是就委托小潘去告诉大家,我没被抓起来,并且活得很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答复网民的提问(5)
但仍然有大批的网民呼吁让检察院来查一查,他们认为房地产商只要一查就一定会查出问题来,一定会被抓起来“枪毙”。也许这是一种对房价不断上涨不满情绪的发泄吧。
  故事一:我曾被检察院正式宣布逮捕过。
  1985年的9月30日,正是准备“十一”放假的前一天,这一天也恰恰是阴历的八月十五日,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是一个合家团圆赏月的好日子。
  当天上午区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我去谈话,但恰好上午有个事先约好的外商谈判,关于华威大厦项目的投资建设事宜,我转告他们说我下午再去。
  中午全公司的人一起在“峨嵋餐厅”聚餐,准备下午就放假了。我也可以去区纪委谈话了。正当我准备出发时,华远总公司的一位副总神神秘秘地叫我出去一趟,这一去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停在公司200米开外的是一辆西城区检察院的警车,它将我直接带到了现在西城区政府的所在地——西城区检察院。事后我想,也许是因为我没有按时去区纪委谈话,区纪委的领导认为我犯了罪要逃跑,于是案件就升级交给检察院处理了。
  1985年是中央最早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专项运动的时候,当时中国的法律实行的是有罪推定,可以在认为你有罪时先实行抓捕,后审查证据。
  当晚12点,我被以“贪污罪”送进了西城区看守所(现西城区公安局宿舍区)。在一个全国人民都欢度国庆佳节和团圆节的日子,我被关进了黑暗、脏乱并臭气冲天的看守所(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塞满了近20个壮汉),这是令人终生难忘的记忆。
  既然罪名是“贪污”,检察院当然要去家中寻找我“贪污”的赃物了,但检察院搜查中扣押的却是大量与“贪污”毫无关系的香港电影的录像带等物。事后我知道,检察院另行通知我的兄弟姐妹向检察院缴纳了大量的现金作为我“贪污”应该退赔的押金,为此我妹妹不得不卖掉了刚买不久的摩托车。
  随我之后进入看守所的公司会计被检察院以“老婆生孩子,家里无人照顾”为由,于1985年12月释放了。1986年的2、3月间,区检察院也通知我,已将我家人上交的现金全部都退回了。看来“贪污罪”的罪名是不能成立了,但有罪推定在先,又无法轻易将我放出。当区检察院以为我无罪之后,我反而“升级”进入了市级看守所(宣武区半步桥的K字楼,据说是日本人建的监狱),并交由市检察院审理该案了。
  从我正式调入华远公司到被关押进看守所,我大约在华远一共工作了不到12个月的时间,但却被审查了14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时间是足够了,也可以说是被彻底地洗了个干干净净。
  “贪污罪”的来头是因为我给自己和员工发了一大笔奖金(当然这是有上级批准的)。在1985年3月,我就在企业自我清查整顿中主动申报过,并已经在5月7日区政府各机关来总结公司自查成果时做过结论的。既然不能用“贪污罪”来定罪,也要找个判罪的理由,于是市检察院就从公司自查的报告中找了一条工商局认为超出经营范围的“投机倒把罪”判我缓刑回家了。
  我当然不同意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了,上诉之后,法院顺水推舟地将此案退回市检察院重新审查。
  如果单为讲故事,这一年多的特殊生活就可以说上好几天了。最重要的是,当一个人能从监狱生活中无罪释放之后,遵纪守法的警钟会天天响起,这也许也是一个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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