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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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5）
就在这时，水上方一阵躁动，好几根带钩的竹竿拍打着水面，戳击在我的身上，又是一阵躁动，我被人从水里拉了出来，放在几艘渔船中的一艘上，背部上是被铁钩划出的一道道伤痕。同学们呼叫着我，渔民们拍打着我，我在被平躺后又被翻了个身，一口口水从嘴里吐了出来，而后定了定神，嘿！居然没事儿了。渔民们说，刚才我是被水草缠住了。
滇池遇险，却也得来另外收获。我们在滇池附近发现一片玉米地，主人是个妇女带着两个小孩，征得同意，我们掰下好几个青葱的玉米棒，来到她的住处。泥垒的房屋很高，只在顶部有个小窗户，四壁一片漆黑，整个感觉昏昏暗暗。她点燃柴火，把玉米放到灶台上烘烤，一时间烟雾弥漫，墙壁可能就是这样被常年熏黑的。我们被呛得跑出了屋子，女主人却跟没事儿人似的，一会儿，她就笑呵呵捧着烤好的玉米走了出来，尽管白玉米已变成黑玉米，可吃起来真是又香又甜。我们把兜里的两毛多钱全都给了她。
但我们不能总靠吃黄梨和玉米过日子。于是，我们找到当时的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徐学惠，她是曾保护国家银行财产的女英雄，与滞留在边境的国民党残部搏斗，丧失了一条胳膊。我记得她身着黑色毛线衣，一只袖管空荡荡的，她对我们来边疆务农表示欢迎，同时希望在办理手续后再来，还为我们安排了回程火车票。
后来，从云南省革委会边疆组军代表朱刚那里得知，当时在昆明，像我们这样的北京学生有60多人，云南省原来是准备接收的，并在和北京市革委会联系后，北京方面也同意了，还问云南是否可再多接收一些。但就在我们到昆明后没几天，北京却突然来电话，要云南方面动员我们回北京，因为，怕影响北京学生的分配计划。
最终，我们懊丧而归，无奈返京。之后不久，有次我去看望一个下乡同学的奶奶，老人家在听了我这段经历后，沉思良久，她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怎么往那地方去啊？那可是充军发配的地方啊！”
六 留在城市里的同学
“*”中，我们那代人不管是留在城市当工人，还是上山下乡务农，尽管所处的地域和存在的形态有所不同，但在一个被大社会操控的统一价值标准下，大家的感受大体上是相同的。
尽管都是十多岁的孩子，同学之间的关系，却多是以出身和派系划分亲疏，着实荒唐而可悲。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先会被要求公开自己的出身，今天还是所谓“红五类”的子女，也就是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子女，在批斗所谓“黑五类”也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后又加了“资本家和走资派的后代”，明天 “红五类”子女的父母又被揪出，自己也沦为“狗崽子”再被别人批斗。
这种不确定的戏剧性的身份转化，后又随着观点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派别。北京的大学中有“天派”和“地派”之分，中学里则有“四三派”和“四四派”之别，一些派别的称谓，其实就是源自中央*小组某人某月某天的讲话时间。
由于当时我在编小报，一天，高二同学遇罗文拿来一张小报给我看，报名为《中学*报》，他问我是否可以帮助他卖报。小报头版长文的题目叫“出身论”，作者署名好像是“北京家庭出身研究小组”，其实真正的作者是遇罗文的哥哥遇罗克。记得文中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大意是说：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但没过多久，就听说遇罗克在东四的家中被抓了起来，再后来，竟然被执行了死刑。我没有帮助卖报，但听说这张小报当时在北京一时洛阳纸贵，还被加印了许多。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6）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纯真的青春，被烙上赎罪的红字，却也因此使得保留至今的“革命”友情愈显珍贵。我的同班同学张大平、齐孝源、张荫堂、谢文纬等去了农村，却丝毫不影响与我们这些留在城市同学的友情延续至今。
“*”后，张大平在首届高考中上了北京大学，我们在高考前常约在一起复习功课。毕业后，他分配到中纪委工作，现在国务院研究室做社会司司长；齐孝源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现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当办公室主任；张荫堂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一家图书馆，撰写了多部着作；谢文纬从中医学院毕业，后到美国行医，现已成为北京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医大夫，且有多本专着面世。
当时留在城市当工人的同学中有周秉智、肖建文、高哲等。其中周秉智是六十五中仅有的两名学生党员之一，这在当时是许多同学的敬仰对象。我曾像跟着大哥哥一样跟着他，他给我理发，给我照相，我们还一起编辑油印小报。他后来从青海重型机床厂调到了机械工业部工作，现在是北京智能电气公司的董事长。肖建文现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管理财务，高哲则一直留在一机床厂当人事干部。
我从云南回到北京时，恰逢上两届同学都被分配去了农村。北京的工厂里缺少人手，于是，也不管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我们68届的大部分同学都被分到工厂去当了工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而后的69届又大都被分配去了东北建设兵团。
当时在北京，能穿件一机床的工作服是件挺时髦的事，可人们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我们这些被分配到工厂的同学，大都被安排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岗位，理由是，你们是高中生，属于知识分子，需要强化改造。
工厂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车钳铣，没法比；锻铆焊，凑合干，要翻砂，就回家”，意思是说，车工、钳工、铣工这些冷加工的技术工种，大家都争着干；铸锻等热加工的重体力活儿却没人愿意干，而我们这些被分到一机床的同学，男生多分去当铸工和锻工。“*”前，这些工种的人力资源，几乎清一色是从农村招来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我当锻工后，有三年学徒期，第一年每月工资是16元，第二年是18元，第三年是36元，等学徒期满后的工资是40多元。当时吃饭要凭粮票，社会上一般人每月只有二三十斤，而我却有48斤，可见劳动强度之大。每逢中午饭时，师傅们就会一手掐着三四个馒头，另一只手握着根咸菜萝卜，开始大嚼特嚼起来。
每天要分早、中、晚轮流上班，叫“三班倒”，还需提前近一小时到班，这是“天天读”，学习毛泽东语录的时间。夏天，大家会坐在车间外铸铁焊成的铁凳上，像诵经一样重复着每日千篇一律的内容，目光却追随着对面的工具车间外。那里总有几个穿着花裙子的年轻女工，穿梭在灌木丛中捡拾废铁，就像是几只翩翩起舞的蝴蝶。
上班时间到了，先是把全身*，换上每日都会浸透汗渍的劳动布工作服。不管盛夏还是严冬，每天的工作程序始终如一：先推开喷吐着灼人火浪的炉门，将一块块数十斤重的钢料扔进1300多度的煤气炉中，近一两个小时后，待钢料烧得通红透亮，就用长长的铁钩拉出炉外，再用一米高左右的大铁钳夹紧，几个人合力举放到铁砧上，随着数吨重的汽锤挟着加速度，急速猛烈敲打着钢料，霎时，地动山摇，震耳欲聋，车间里的几台汽锤同时交替轰鸣，犹如一曲雄浑的地震交响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7）
此时，飞溅的氧化铁皮和滚烫的机油，不时会钻进工作服的领口和袖口，火烧火燎的，而你却只得握紧铁钳，不能向后躲闪。一次，一块氧化铁皮飞进领口，灼的皮肉嗞嗞作响，我却只得像邱少云一样，忍受着烈焰的考验，坚持到把钢料锻打成图纸所标示的形状，致使脖子上留下了一块烫痕。
我的眼睛也曾被灼热的铁屑击中，送到北京医院去抢救，至今，我的左眼眼白中还留有一点锈迹。另外，还曾出现过锻打中的钢料，在汽锤重力冲击下，猛地飞窜出来的伤人事件，一个工友的满口牙齿都被打光，脸部也被烫伤了。一天的活儿干下来，油渍满脸，汗流浃背，都要到澡堂洗澡，等十几个小伙子从那个四米见方的浴池里爬出来后，留下的是一层漂浮的黑色机油。
在刚干锻工的头半年，我下班后每晚躺在床上，仍会感到被火烘烤的脸颊在发烧，耳边轰鸣着重重的汽锤声，迟迟不能入睡。用师傅们的话说：锻工这活儿，好孩子不干，坏孩子干不了。十多年后，一次我陪同朝鲜工业代表团重返一机床参观，和师傅们自然相见甚欢。但遗憾的是，锻工当年的那种工作状况却未见任何改观。
那时，男同学的状况大抵如此，而女同学多被分去当油漆工，“*”中没有环保概念，苯中毒成了常见的事情。分到铸工的女同学还成立了“铁姑娘班”，干着与她们在体力和生理上都难以承受的活计，后来，果然有人得了红斑狼疮和癌症，才是20来岁的年轻姑娘啊！
然而，艰苦的环境也造就了人才。当年从铸工干出来的同学赵家骐，后成为北京市委常委和组织部长，赵纪平是海南博鳌论坛的创办人之一，还有比我小几岁的，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选刊》主编的杜卫东、《北京青年报》副社长的贺帜生、中国机床总公司北京国机展览中心的总经理周国都等也都出自铸工。
也是铸工出身的夏家农，后成为法国一家大公司的驻华首席代表。2006年，我曾受他邀请，为十几位来华访问的法国市长介绍过中国宏观经济，当我讲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生的富裕阶层人数已相当于整个法国的人口时，我和夏家农一唱一和，让这些大鼻子市长听得目瞪口呆。
夏家农金发碧眼的法国籍夫人华新民，是研究北京建筑的专家，她曾在其家中用了几乎一整天时间，向我展示各种资料和照片，宣讲保护北京胡同的意义。顺便提一句，她的姐姐华卫民，曾是上世纪50年代中法首部合拍电影《风筝》中的女主角。
夏家农在高中时就是我的同学。“*”后期，有一天他神秘兮兮地把我找到他的家中，我知道他这时已经在和华新民谈恋爱，可他找我不是为了说这事，而是拿出个砖头大小的长方形盒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微型录音机。
他按了下按钮，一个柔美的女声就飘了出来，他赶忙把音量调低，同时把窗帘拉上，我们俩蹲在地上，一声不吭，围着放在床头上的这个奇妙的小盒子。小盒子中传出那甜美的声音，感人的歌词，与我从小唱惯的革命歌曲泾渭分明，与社会上激昂的战斗旋律全然不同，听着听着，我的情绪慢慢被感染了，不知何故，竟然流出了眼泪。心想，天底下怎么还会有如此打动人心的歌曲，难道此曲只应天上有？
这就是后来很快传遍大江南北的邓丽君歌曲，我请夏家农帮我把歌词边听边写下来，悄悄保留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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