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内外-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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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叫了一声，哭了。手里捧着那抠出来的半个芋头，一句话也讲不出。
“唉，’’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我不该跟你发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这芋头是从你嘴里抠出来的。你必须睡觉，必须休息了。我求求你了……”
毛泽东勉强笑笑，抬起右手，手指在头顶上划两个圈：“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呷。”他望着我说，“好吧，小封，我休息吧。”
为了使主席睡好，依照惯例，睡前我先挽他上过厕所，再帮他擦一遍澡。
毛泽东太疲倦，由于久坐血液不得流通，全身难受。我帮他擦背，他哼哼着说：“用点劲，好，再用点劲。”
大概是在外面灌了冷风，我感觉肚里有股冷气乱窜，便尽力往回憋。可是给主席搓背也须用力，于是，那股冷气便失控丁。
我放了一个屁，声音很大，脸也立刻跟着烧起来。在主席面前放这么响的屁多不好意思呀？
果然。毛泽东缓缓扭头，慢声慢气问：“小封哪．你在哪里搞什么小动作啊？
“对不起，主席。我，我放了一个……屁。”
“哎。不是屁吧？那是气。折腾你们休息不好，应该我说对不起么。”
“不。不是的。主席。是屁，不是气。”
“不是屁，是放了气。有气放出来好。宁在主席面前丢丑。莫让冷气攻心么。”
我扑哧一声笑了。紧张局促全消失，声音也变得自然：“主席真幽默。你说是气就是气吧。。
毛泽东也笑了，说：“活人哪个不放屁？屁者气也，五谷杂粮之味也……”
从这一天起，我跟毛泽东就像家里人一样亲近随便了。
值班室的电铃响了。我丢下手中的语文书，忙朝主席卧室赶去。
进城后，毛泽东和江青分居两室，很少在一起三老人家的起居生活由我们卫士具体照料。
正如人们参观中南海见到的那样。毛泽东始终睡二张木板床。虽有五尺宽，大部分却被书籍占据了。后来我从电影中再见到那张床时，泪水便止不住流。床上的一切都和我三十年前第一次走进毛泽东卧室时见到的一样。那里外白布的被褥，用块布包起来的荞麦皮枕头，补了又补的睡衣和毛巾被……
老人家躺在床上，斜依一个靠枕，正在读报。全国性大报自不必说，其余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主席每天都要过目一遍，看不完便在起床后接着看。在我的印象中，毛泽东的生活除了开会，接见，外出视察，剩下来的内容基本可以概括为看书、读报。著书、批阅文件，就连理发的一点时间他也不浪费。他规定，理发只能用十分钟，剃须只许用五分钟。理发的十分钟他也拿了书报阅读，只有剃须的时候才释卷。
我替主席涮一条毛巾递过去。他放下报纸。用湿毛巾擦擦手脸。有时也随心所欲地用这条毛巾擦擦身体的其他部位。他丢下毛巾，便继续看报，直到看完那份报纸，仍然躺在床上不动，淡漠的目光凝视着前方某一点，石雕一般。
他在思考。他总是思考 思考、思考……
忽然，他眸子里闪出一道光亮，眼球轻轻转动，深深呼出一口气：“嗯，我起床吧。”
我帮主席穿衣。老人家喜欢穿旧衣服布衣服，穿着软和。他的内衣裤由我们卫士缝补浆洗，外衣制限送王府井洗衣店洗。不经主席同意，没人敢扔他一件旧衣裤，哪怕破得补不住。也没人敢擅自替主席买新衣，买来会挨批。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主席没添一件新衣。制服袖子磨破两次，都是送王府井织补好后继续穿。
毛泽东喜欢穿长筒线袜。穿到脚上，我才发现脚背上又磨破一个洞。我帮他脱下补，劲用大了些，一个洞变成了三十洞。
“主席，换双新的吧？”我抬起头问。
“嫌补着麻烦了？
“这袜子都糟了。
“我穿几天磨破一个洞，你动一动手就弄破两个洞，看来不能全怪我的袜子糟。
真拿他老人家没办法，越老越固执。我只好取针线将那破口吊几针，重新帮他穿好。并且半认真半玩笑地提醒：“主席，接见外宾坐就坐，别老往前伸脚。”
“为什么？”
“一伸就露出袜子了。家丑不能外扬。”
毛泽东笑了：“小鬼，就数你聪明！”
我把他的圆口黑布鞋拿过来：“走路也要小心，这鞋底磨得不比纸厚，踩了钉子就糟了。”
毛泽东不笑了，望着我认真说：“讲吧，都是老话。不讲吧，还真不行。这比红军时候强多了，比延安时期也强多了。艰难时期节约，可以说是逼的。富了还讲节约，没人逼就要靠自觉了。要靠思想觉悟呢。
我不免愧怍，龈颜地垂了头。
我照顾主席洗脸刷牙。我在他身边的十来年，老人家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或抽污洗不掉，使用洗衣眼的肥皂洗。他也从未抹过什么“霜”什么“膏”什么“油”之类。刷牙的牙刷也是用到几乎没毛才换。而且不用牙膏，只用牙粉。老人家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用高级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都不用生产还发展不发展？不过，牙粉也可以用。在延安就是用牙粉，我用惯了。”
毛泽东吃饭，我侍立一旁观察。老人家不吃牛奶面包，吃豆粥小菜。一双毛竹筷子不时戳向辣椒和霉豆腐。每逢看到毛竹筷子。我总想起一个故事。
毛泽东外出，我们总要为他带上毛竹筷子，有次去广东，我忘了带。住宾馆，那里全是象牙筷子。要吃饭了，我跑去厨房要竹筷子。服务员笑道：“竹筷子？我们大饭店哪能用竹筷子？我们全是象牙筷子。无奈，那就用象牙筷子吧。可是，毛泽东不高兴了，说：“我们不用这么高级的筷子。”我忙又找服务员，从服务员家里弄来双毛竹筷子，一长一短一粗一细，不配套。我不安地将筷子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使用一边说：“不错。用着很好。象牙筷子太重，还是竹筷子好。”
饭后，毛泽东开始办公。我替他沏好一杯龙井茶，又将两支烟掰作四截，插入烟嘴。
毛泽东剧坐下，忽然想起什么，右手抬起来，由里向外轻轻一样：“你去吧，上课去。”
我心里一阵热。毛泽东这几天正忙，仍然没忘记我们上课的事！
那是1954年，毛泽东把叶子龙和李银桥叫去，提议办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他说：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建设不好社会主义。我身边的人文化程度都太低，不学习不行。教育不普及，文化不提高，国家就富强不起来。他让李银桥从他工资中拿钱，由张管理员买来书包。笔墨、字典。作业本和课本，给负责他的警卫工作的一中队和我们一组的卫士每人一套，并且以他的名义请来老师为我们上课。从1954年到1957年，我们都达到了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
现在是我值正班，怎么好离开主席？我说：“现在我值班。不去了。回头可以找人补。”毛泽东说：“你去吧，把暖瓶放这里就行。你们年轻，不要把年轻的时间荒废掉。”
还能说什么呢？毛泽东极着重学习，他要求我们的事情他自己总是首先做到。那么大年纪，为接见外宾需要，仍坚持学英语。他湖南口音重，普通话都讲不好，学英语更困难。英文版的（北京周报）他每期必读，一定要读出声，请老师帮助纠正口音。反复练习。我劝他：“休息吧？他总说：“学一点总比不学好。
上课回来，我径直赶到毛泽东卧室。主席办公有时在书房。有时就在卧室。
第一件事就是给主席倒烟灰缸、换茶水。
毛泽东抬起头，随即伸出左手：“拿来我看看吧？”
毛泽东经常检查我的作业本。我早有准备，忙将本子递过去。毛主席先看了分数，喜形于色：“嗯，好。又进步了。”
我也高兴，面有得意之色。作业本上，老师用红笔给我打了一个大大的“5”。
可是，毛泽东还在看我的作业，看得很仔细。笑容渐渐消失，“嘿”了一声说：“你们那个老师也是马大哈呀。”
我紧张了，把脸凑过去看。那是我默写的白居易的诗《卖炭翁》。毛泽东用手指甲在其中一行的下边划道：“这句怎么念严
“心忧炭贱愿天寒。
“你写的是忧吗？哪里伸出来一只手？你写的是扰，扰乱的扰。怪不得炭贱卖不出价钱，有你扰乱么。”
我脸红了，抓挠头皮窘笑。
“这句怎么念？
“晓驾炭车碾冰辙。”
“这是辙吗？到处插手，炭还没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这是撤退的撤。”毛泽东抓起笔给我改作业，“虚有5分，名不副实。”
于是，我的5名变成了3分。
机关业余学校有五位老师，其实我还有第六位老师，就是毛泽东。那五位老师每人只教我一门功课，毛泽东哪门功课都教过我。从查字典、四则运算，到地理。历史。时事，他老人家都为我花了很大心血。即使平日里写家信，也常帮我改正锗别字。那个“的。地。得”的用法，毛泽东就给我讲过不止三遍。
这次来杭州，毛泽东住在刘庄宾馆。据说这里又叫水竹居，原为晚清刘学询别墅。背山濒水，环境幽静。1954年以来经过著名建筑师精心设计改建之后，梦香阁。望山楼、湖山春晓诸楼台水树，尤具东方园林特色，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
平日，老人家常询问我爸爸妈妈怎样？问我给家里写信没有？这次来杭州，毛泽东便说：“小封啊，你回家看看吧。”他专门委托罗秘书买了东西陪我去探望父母。
从父母那里回来，我立刻赶去主席休息的房间。因为又轮我值班了。何况，今天是1958年6月30日，明天是党的生日。毛泽东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今晚应该劝他睡一觉。
毛泽东坐一张藤椅，正在看报。我轻步走近，那是当天的《人民日报》。
“主席，我回来了。”
“晤。爸爸妈妈都好吧？”
“都很好。他们……”
我没有讲下去。因为毛泽东只瞟了我一眼便又将目光转向报纸。他的神色告诉我，他正在思考，全部精力都聚集在那张报纸上，嘴唇嚅动着，像是念念有词。听不出念什么，是一串串绵长而抑扬顿挫的哼哼声，头也不时轻晃几下。工夫大了，我便有些困惑。主席虽然用两手张开报纸，目光却并未在上面流连。淡漠的目光始终对着一个位置。莫非出了什么大事？我悄悄望报。张开的两版，既没有套红，又没有大块黑体字，似乎全是一些“豆腐块”。
然而，那报纸肯定有名堂。毛泽东将报纸精心折两折，起身踱到窗前，停步深吸一口气，又踱回桌旁在椅子上坐下，抬起手中的报纸看，很快又站起来走到床边，躺下去，上身靠着靠枕。眼望天花板。接着又站起来踱步……
他显出激动，且时时宽慰地舒口长气。
他回到床上，半躺半坐，斜靠着靠枕。他又拿起那张报纸看，头也不抬说：“你把笔和纸拿来。
毛泽东有躺在床上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我拿了一张白纸一支铅笔交给他。他将报纸垫在白纸下边，鼻子里唱歌似地哼哼两声，便落下笔去。不曾写得四五个字，立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