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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母亲杨沫-第20章

小说: 母亲杨沫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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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沫
  但母亲的希望落空了。《人民日报》始终没有刊登肯定刘亚光的文章。后来,据说有关领导请邓颖超出面劝她不要管这事。在电话里,母亲依旧坚持自己意见。从此,邓大姐到去世再也没有跟她联系。
  母亲认为自己这么干,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为了所有挨整受压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是在干一件有益于国家进步的大事。所以她理直气壮,变成了一只“好斗的母鸡”。
  刘亚光知道在国内没有出头之日,开始积极联系去美国,母亲继续帮他,连经济担保人都是母亲找的。1982年11月24日刘亚光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兰州青年报》出于对母亲的敬意,给他发了一条消息,吹捧了他一番。
  刘亚光自诩的所谓 “在国内是绝无仅有,在国际上是尖端”的科研成果以他远走他国,灰灰溜溜收场。
  这人到美国8个月后,才给母亲来封信,之后即不再答理母亲。他定居美国到现在已过去20多年,他的“突破性成果”早已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他本人销声匿迹,默默无闻,学术上也再未见有任何建树。
  母亲为刘亚光拔闯的劲头,是少见的,她先后给华国锋、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王任重、铁瑛、冯文彬等诸多领导同志写信。她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为一个陌生人这么上心地帮忙。小胖冤死后,她哪怕连这样狂热打官司的十分之一的劲头都没有。
  我在刘亚光的问题上跟母亲缺少共同语言,话不投机半句多,只好敬而远之。作为儿子,母亲不在了,不应该多说她的不是。但在母亲一生中,这是个很大的事,她曾把这件事写成报告文学,出成书,大加宣扬,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记得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张志新的事迹,我读后万分激动,6月份五届人大常委八次会议在京召开。我估计母亲要参加这次会议,就在6月8日主动给很久没有来往的母亲写了封信,请她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一条议案:为避免今后再有张志新被杀,请人大颁布法律明文宣布:不许虐待###……
  但母亲根本没有理睬我,她心目中,刘亚光远比张志新要重要。她见人就说刘亚光是中年科技人员的表率,他怎么受压制,怎么了不起。用她自己的话说,几乎变成了唠叨的祥林嫂,翻来覆去就是刘亚光。
  我自然对她有意见。这场官司也是我们母子俩谈不到一块的众多原因之一。
  作家应该干预生活,但不应该干预具体的科学成果或某个学术论点。母亲却干预太深了,这是她的悲哀和不智。我为母亲这么干害羞,难道她不怕科学家笑话么?自己是个科盲却闯到科学界里大闹,太不自量力了,多丢人现眼!可是她自从当上人大常委后,自我感觉良好,过分自信,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
  刘亚光绝非等闲之辈。从微生物所提供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自1975年起中国科学院直至中央负责同志为安排他的工作,开会之多,调查之频繁,花精力之大,在科技界是少见的。一般科技人员绝无此殊荣。说他擅走上层路线,一点没冤枉他。
  1980年的时候,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昭雪。如果一个老农民受冤,一个老干部受冤,一个反“四人帮”的人受冤,母亲能花这么大的力气救人,那确实伟大,让人佩服。事实上,这样的事还真的找到了母亲头上。大约是1981年初为江西赣州的李九莲鸣冤奔走而被判刑20年的朱毅尚在监狱劳改,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还在流血的爱情》,真实再现了年轻的李九莲悲壮而惨烈的一生,托人寄给了母亲,请母亲帮助反映和发表。
  据我所知,母亲没有管这个案子。李九莲的冤案后来经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给平反了。如果母亲像管刘亚光的事情那样管管李九莲这个冤案,分量可就不一样了。那绝对了不起!绝对让人心服口服!
  

19。帮一个科研人员打官司(6)
可惜母亲选错了典型,为一个告状油子花这么大精力,实在是浪费精力,没有意义。一个严肃正经的科研人员绝不会整天钻营上层关系,缠着名人,靠名人写文章吹捧自己,来抬高自己的学术身价。小平同志的指示:“科学上的是非要由科学家去评判。刘亚光闹腾了几年,再支持就不好了。” 说的入情入理,非常正确。他讲出了我及家人的心里话。
  据我看,母亲打的这场官司其实并没有赢。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后来都不再支持刘亚光,致使他在国内混不下去,只好出国走人。根据母亲写刘亚光的报告文学而改编的电影最后也被“枪毙”;微生物所“压制过”刘亚光的领导照样在台上干着。
  而在第六届人大会议上,母亲没有再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了。
  1983年6月30日,她在日记中说:
  第六届人大会仍有我,我6月1日搭广东代表的专机来京开会,到21日结束。人大常委中没有我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是高兴的,可更多集中时间写作。
  虽然母亲在报告文学中总说她胜利了。其实,这胜利是有争议的。也就获得一些个别外地小报的叫好,科技界并不认同她。
  文联的司机说:“杨沫为人打官司,把人大常委委员给打没了。”
  老作家萧乾说“杨沫是只好斗的母鸡”。
  聂华苓说她是一个傻大姐。
  晚年的母亲对刘亚光的看法似乎有了改变,再也不提他。
  

20。创作上的教训(1)
从1972年开始直到八十年代初,母亲辛辛苦苦,反复修改完成了小说《东方欲晓》。1980年6月该书第一部出版后,反应冷淡。除了刘亚光,没有人说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我喜欢看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却实在看不下去母亲的这部作品。一个署名“秋夜”的读者,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尖锐地提出批评。
  杨沫老师,好!
  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最近看了你的小说《东方欲晓》,觉得有几句话要说,故打扰一下。虽然知道你很忙——有作为的人都是忙人。
  你曾自己说,写这部小说,似乎摆不脱“三突出”的束缚。说明你已注意到这点,而且也作了努力。可是,看完了小说,却真有“三突出”的味道。好像作者在尽力塑造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而又事与愿违——读者并不觉得这个人怎样,或者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小说”中的人物。说得不留情点,是一个闪着光的木偶。
  但是《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就正与之相反。卢嘉川在小说中部就“牺牲”了。而给人的印象是这样深,也是这样难忘。这是什么原因呢?特别是曹宏远不愿意回根据地,“坚决留下”的表现,只能使人感到厌倦、虚假;什么有病也不看,手里有药也不吃(虽然读者可以理解著者的心情)。一点叫人佩服的味道都没有。而且几乎个个主人公都是“漂亮”的,也不真实。
  我认为让读者感到著者在尽力刻画人物是作者的失败。只能让小说中的人物按自己的性格发展,而这发展,不是作者的安排,也许难就难在这里了。总之,我也说不出所以然。只觉得卢嘉川叫人难忘,曹宏远叫人难亲。
  ……
  望:
  早日见到二、三集
  读者  秋夜
  1982年10月
  后来母亲承认这部书写成了夹生饭,是失败之作。
  在文联的一次会上,母亲当着很多作家的面,做了自我批评,难过得流下了泪。她自己承认:《东方欲晓》的失败是由于自己的骄傲自满,不自量力。由于《青春之歌》在群众中受到热烈欢迎,就在潜意识里,自以为了不起。写《东方欲晓》,一定还要出类拔萃,超过以往其他人所写的抗日战争小说。为此就给自己规定一个宏伟的计划,要把这部书写成抗日战争的历史画卷;要全景式,史诗般的;并且规定了四大内容:
  1。 要写出抗日战争中的某些重大事件;
  2。 要写出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3。 要写出国民党假抗日,真投降,我们和国民党投降派的斗争;
  4。 要写出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如何改造成长。
  母亲就按照这四个政治要点;写出了70万字的《东方欲晓》。实话说,我看不下去这部书稿,太紧跟形势了!
  比如开始,她还是以柳明这个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写了10万字后,当时的《北京日报》忽然登了一篇文章,说成长中的人物不能当主人公。母亲就赶快将柳明改为二号人物。而把高大全,没有错误缺点的县委书记曹鸿远改为一号人物。
  母亲尝到了编造这部书的苦头。为了表现120师所进行的齐会战斗,她不得不自己设计作战细节。母亲没有打过仗,又没有指挥战斗的经验,仅靠一点点书本材料,怎么能写得真,写得好?她说连自己看了那些编造的战斗故事都不大愉快,已预感到它只会费力不讨好。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动手写这部书之前,她就为自己规划了一幅宏图:过去写敌后游击战争,多是写一个村庄或一个地区的小范围,视野窄,场面不大,概括不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全貌。她雄心勃勃,企图写出一部《战争与和平》那样大部头的作品。地域范围不限于一城一县,敌我双方都要出现较高级的领导人物,部队和作战也要有一定的规模……
  要写这么大部头的史诗般的著作,有多少材料要看,有多少人物要刻画,有多少情节要穿针引线,精心设计,对一个年轻人都不容易,年迈的母亲怎么能够胜任?
  母亲确实是被《青春之歌》的成功冲昏了头脑,丧失了自知之明。
  教训是惨重的。越给自己定的任务大,越要表现全景式,史诗般的,越要砸锅。正如母亲自己所说,这不能全怪“四人帮”。因为有的同志,如林斤澜就在“四人帮”统治时期,坚决不接受那套极左模式,而宁可停笔。这“只能怪自己的思想水平的低下”。
  母亲曾说:文革的时候,自己除了佩服骆宾基外,还佩服林斤澜。当浩然被大会小会批判之时,他敢在大庭广众高喊:浩然是好人!
  在“四人帮”极左文艺政策面前,林斤澜拒绝写作,而母亲却做不到。她年纪大了,怕没有作品,黯然而终,因此就俯顺了当时官方的那一套极左的文艺框框,不敢再坚持自己以往独有的,有浓厚小资情调的风格。
  母亲公开承认了这一切。
  以母亲那么大的名气,能在大会上那么严厉地检查自己,承认自己狂妄自满,承认自己不自量力,妄图写出《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大部头,承认自己的《东方欲晓》彻底失败。她的坦率,她的诚恳,她的毫不留情面的自我剖析,在名作家中是极少见的,让很多人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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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创作上的教训(2)
在此之后,母亲还在文章中,会议上,反复多次检讨自己的这一失败。
  《东方欲晓》的失败,就因为母亲没有冲破七十年代初左的文艺政策所规定的框子,它再一次说明文艺创作不能紧跟形势,为狭隘的政治服务。一定要独立的思想。大作品绝不靠迎合某项宣传政策,就能产生出来。
  真正的伟大作家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能急功近利。
  1986年《芳菲之歌》出版后,私下人们觉得不怎么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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