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入海-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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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条征婚广告刊于年初的《市场》报，政治和经济“问题”一一交代，很土但很认真。短期内引来270多名应征者，吉林某校任教的28岁姑娘最后与求婚人结为伉俪。
新中国第一条征婚广告
最令国人振奋的则是11月16日，历时11天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中国队以3：2战胜日本队，七战七捷，第一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赛场上，女排姑娘哭成一团，电视机前不知也有多少观众热泪盈眶。
然而，在一部分记录中国企业史的人的笔下，1981年算不上一个吉利的年份。就连颇受*赏识的，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也由于支持改革开放，扶持特区非公经济，遭受到了巨大压力。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一封4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内容直指任仲夷。2008年，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上）》中对1981年有如此悲观的总结：紧张的空气依然弥漫在整个国家上空，报纸每天在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整治“投机倒把”的新闻，很多人都隐隐预感到了，更严厉的打击可能即将开始了。
当然，尽管私营经济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但因为经济一度放活，买得起自行车、收音机和缝纫机的市民比前几年增加了不少。尽管物质生活仍然不够丰富，全国大部分地区老百姓上街，还用46种票证，香烟也要票，肥皂也要票，甚至火柴也要票；但在广东，“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进”，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率先进行物价闯关之后，空荡荡的商店货架忽然间琳琅满目，轻飘飘的菜篮子一下变得沉甸甸。
经营者的日子仿佛在变坏，老百姓的日子却实实在在地变好。有好有坏的1981年，其实也就是不好也不坏。
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10）
年度延伸人物：李东生：鹰的重生
原本设想解决“中国制造”越来越陷入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金字塔低端的“宿命”与“轮回”困局，去比肩松下幸之助、*熙等行业标杆，没想到走上备受煎熬的海外并购“不归路”。李东升与TCL遭遇了生存的瓶颈，经历着一场“鹰的重生。”
李东生出生于广东惠州，一个离深圳只有一小时车程的城市。1957年的惠州，没有留给人们多少想象空间，如今繁华的深圳都还只是一方无名的小渔村，惠州的贫困与艰难可想而知。生于斯，长于斯，李东生最初的二十一年便在此籍籍地度过。
1981年，李东生与创业伙伴在个体户名目繁多的深圳，以一家TTK磁带公司伴随着中国改革的跌宕起伏，创造着螺旋式上升的神话。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车间主任”。不过，不足以启齿的愿望并没有阻碍梦想的发育。二十年后，李东生获选CCTV十大经济风云人物时，他说“他最大的愿望是将TCL创建成世界级的企业。”此时此刻，他即将成为影响全球彩电业乃至亚洲经济的家电大佬。
1985年，28岁的李东生被任命为TCL通讯设备公司总经理，九个月后被迫离职。他与TCL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如此短暂地结束。时隔八年，谁也没想到，李东生竟卷土重来。那一年，他出任集团公司总经理。从此，TCL按照国际化的标准高起点运作，得益于李东生的眼光、策略，也得益于外部潮流的推动，集团步入辉煌，在极短的时间内站稳脚跟，三年后问鼎行业榜眼。TCL更是凭借朝阳产业固定电话业务一路高涨，创造资本回报率在20％以上的奇迹，每年产生几千万元公司可用的流动资金。
辉煌并没有到达顶峰。李东生依旧不那么显山露水。直到1996年底，他临危受命，出任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这一年，TCL改制案成为焦点。李东生渐进式路线，不但成功回避了很多敏感的问题，他本人也得到身家6亿的回报。
两年后，TCL在离康佳总部300米远的地方树起了一块广告牌。不久，似乎被激怒的康佳赶制了一块更大的广告牌，堵在了TCL的门口。李东生指着那块牌子，语重心长地对销售经理们说：“这是我们的对手，大家需加倍努力。”那一年，这只是一个序曲，一个为李东生从优秀企业家序列中的脱颖而出所奏出的序曲。TCL速度惊人、势如破竹。眼光敏锐的李东生率领TCL进军彩电、PC和手机行业，百战不殆，创下商业奇迹。但是，奇迹背后是TCL缺少技术含量及质量保证的品牌污点。
当不断地有人谈论TCL是否会超越海尔时，李东生提出“龙虎计划”。“龙计划”是未来3到5年内，彩电和手机业务建立国际竞争力，进入全球前五名；“虎计划”则是家电产品、信息、电工照明及文化产业要同时形成国内领先优势；销售额目标则为全球500强的门槛之数：1500亿元。计划的实现势必要有跨越式的机会，走国际化，收购汤姆逊旗下的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由此而来。可事后证明，这是一串激进、冒险，甚至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可怕念头——跨文化管理和国际运营上，TCL宛若白纸，满眼空白。
2005年，李东生第四个本命年。按中国人的说法，这年是他的一个命“坎”。这个全球电视和手机行业的Mr Big迎来他经商后从未面临的挑战：全球第一大彩电生产商和第七大手机生产商的TCL业绩下滑，产业布局开始回归原点。年底，为维持资金流的运转，TCL将盈利正好的TCL电工作价10多亿港元，卖给罗格朗集团；TCL通讯董事会建议进行扩股，期望筹资亿元还债；TCL在三、四线城市代卖摩托罗拉手机，或称出租销售人员。与此同时，李东生讲了鹰的故事：
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一生的年龄可达70岁。要活那么长的寿命，它在40岁时必须做出困难却重要的决定。这时，它的喙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脯；它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捕捉猎物；它的羽毛长得又浓又厚，翅膀变得十分沉重，使得飞翔十分吃力。此时的鹰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更新过程——150天漫长的蜕变。它必须很努力地飞到山顶，在悬崖上筑巢，并停留在那里，不得飞翔。鹰首先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其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待新的喙长出来。鹰会用新长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鲜血一滴滴洒落。当新的趾甲长出来后，鹰便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鹰重新开始飞翔，重新再度过30年的岁月！
李东生执意前行，在他潜意识里有这样一种管理思维：企业要靠有竞争力的规模来支持竞争力。正是这种重趋势而不重细节的思维方式，让TCL走过了井喷式发展的五年后，步伐举步维艰。正因如此，少有人能看到李东生与TCL经历残酷试炼的意义，以及对中国企业的价值，绝大多数在幸灾乐祸地评点着李东生的失误。事实上，用大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追逐“中国企业世界级梦想”的李东生，对他或许才更加公平。
“企业发展必须经过几死几生，只有经过生死考验才能常青。”这应该是经历大起大落的李东生给“所有拥有世界级梦想的中国企业”的真情告白。
“谁记得一切，谁就会变得沉重。”
——爱伦堡《人·岁月·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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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1）
如同历史的进程，一批私营企业和个体户被“误杀”，但更多的却是在兴起：
张茵举家迁居深圳，开始新的生活；梁亮胜则带着太太，前往香港，住进只有四五平方米的“贫民窟”；
左宗申出师不利，极为落魄，听老婆建议后才接触到摩托车；
3分之差未能考上大学的李书福开了照相馆，至于汽车，他摸都还未摸过；
15岁的王均瑶，跟着师傅走南闯北“讨生活”；
第6届萨格勒布体操世界杯赛，李宁独得6块金牌，第一个体育明星就此诞生；
高德康的服装小厂，正式成为上海一家国营服装厂的联营单位。
除夕，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用一组画面展示各地过节的气氛：首都北京长安街旁所有建筑物彩灯闪耀；花城广州已有春天的气息，每年一度的迎春花市上，市民们在除夕夜走上街头，购买鲜花点缀居室；冰城哈尔滨，第三届冰灯艺术节中，冰灯的数量和规模远远多于从前。
人民大会堂内，正举行由*中央主席*主持的首都各界新春团拜会，每个人面前仅有清茶一杯——从1981年开始，团拜会只提供清茶。而在广西贵港的一个农村，年夜饭的丰盛给七岁的徐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长大后当上报社记者的徐强在《那年春节，大块吃肉》一文中回忆：我兴奋地发现餐桌上居然有四道肉菜。它们真实地摆在桌子上，一块一块地，向我发出诱惑的光芒。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热气腾腾、油水横溢的“柔韧的物质”。直到现在，我仍然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当年大块吃肉的那一种畅快淋漓、奇妙无比的感觉。在那个时代，商品种类、数目的多少，成为经济是否繁荣的一个重要指标。餐桌上的四道肉菜，恰恰成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微小缩影。
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到第四年，国民经济总量却比开放之前增加了近一倍。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楼以三天一层的速度搭建。到3月底，深圳特区招商引资600多项，总投资额达到22亿港币。似乎中国经济的开场白，足以令国人增添几分乐观的情绪。全国到处都是一片祥和的氛围。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经济整风的暴风雨毫无征兆的悄然开始。
暴风雨的风眼在地处东南的温州。围绕着这个风眼，政策的风暴席卷过多次，这只是其中的一次。因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没有一种模式，能像温州模式，备受过多关注；也没有一种模式，能像温州模式，遭受太多责难。或许，今天我们能看到温州人的富裕，却容易忘记当初创业者的艰辛、勇气和温州干部曾经承担的风险。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之路，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中国改革开放之路。这条路上，没有路标，只有眼力；覆满荆棘，却布满坚韧的足迹。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路线，温州人从土地中走出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自谋出路解决温饱。他们走南闯北，“千辛万苦来创业、千方百计搞经营、千家万户搞生产、千山万水找市场”……他们从事投资少、成本低、技术要求不高的再生加工和小商品生产。形成以家庭生产为单位、以专业市场为纽带、以购销员为骨干的经济格局，被外界评论为“温州模式”，让体制僵化的国营企业头疼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