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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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开国元老，望重环球，海外各机关大半亲手创造，幸蒙俯允，通告征集，此诚元培相文等所翘首跂踵，日夜所祷祀以求者也。并恳就大著中所述关于《革命缘起》一章，先行抄示，庶乎先睹为快，得以略识指归也。京中印刷诸局，相文因印行地学杂志，曾有数家相识，近就询之，皆以先须告以书于格式，及用何纸张，刷印多少，乃可定其价格云云。大著杀青后，如蒙在京分印，请即先将样本见示，是荷。肃此敬复，并请大安
蔡元培同叩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张相文
陈启礼如果会读书，至少能从这四封信里，看到极有趣的“前事不忘”：
第一、国民党革命成功，本来是靠着黑社会的帮助，所以老同志蔡元培、张相文写信给孙中山，说我们写历史，对黑社会的帮助“饮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来”。
第二、不料孙中山却批复他的老同志，竟说黑社会“于共和革命，实无大关系，不可混入民国史中！”
第三、孙中山批复以外，又回信说他不赞成肯定黑社会的帮助，——“文于此意，犹有异同。”黑社会“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所以不要“杂厕民国史中”！
第四、老同志不服气，他们再写信表示：“至同盟会兴，乃与共和有直接关系，然固亦秘密党会也，且亦多吸收各会分子。……”老同志话说得很客气，但是历史就是历史，是抹杀不掉的！
从这些“前事不忘”的文件中，陈启礼早该看出国民党“利用黑社会，然后踢掉黑社会的章法，早就载诸史册了。早就载诸史册还不提高警觉，敬国民党而远之，宜乎有今日之下场也！陈启礼不好好读《国父遗教》于先，以致空呼负负于后，不亦悲乎，不亦悲乎！故黑社会什么书都可不读，唯《国父遗教》不可不读。切记呀，切记！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
孙中山蒋介石为什么不殉国？
一九二二年蒋介石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记一九二二年陈炯明的粤军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前，粤军将领得陈炯明惠州来电，乃开秘密会议子白云山总指挥处。叶举又接其若密长电，指授各将领围攻总统府，占领行政各机关，及派兵进驻韶关等各方略。是夜十时，有某军官以电话报告总统，言今夜粤军恐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总统以为谣传，不信之。及票午夜十二时后，林秘书直勉与林参军树巍前后来府报告，言今夜消息险恶，请速离府，暂避凶锋。总统言：竞存恶劣，当不至此，即使其本人果有次不轨之心，而其所部皆与我久乡患难，素有感情，且不乏明理之人，未必助桀为虐，受其欺弄。请诸君不必猜疑，以免惊扰。林秘书等言：粤军蛮横，不可以常情度之，如其果有不利于总统时，当奈何？
总统言：我在广州之警卫军既已全部撤赴韶关，此即示其坦白无疑，毫无对敌之意。倘彼果有不利于我，亦不必出此用兵之拙计。如果明目张胆，作乱谋叛，以兵加我，则其罪等于逆伦反常，叛徒贼子，人人可得而诛之。况吾身当其冲，岂可不重职守，临时退缩，屈服子暴力之下，贻笑中外，污辱民国，轻弃我人民付托之重任乎？吾当为国除暴，讨平叛乱，以正国典，生死成败，非所计也。林秘书等以总统决心坚忍，不敢强劝，乃即辞出。总统即入私室就寝。少顷，各处连来电话报告，皆言：今夜粤军必乱，务请总统远离。总统不信。迨至二时许，有某军官自粤军营中潜出，特来报告。言粤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二时出发，并声言备足现款二十万，以为谋害总统之赏金。且言事成，准各营兵士大放假三天（按：大放假即粤军抢劫之暗号）等语。总统犹未深信。及闻各方号音自远而近，乃知粤军已经发动，即命卫队准备防御。此时，约已三时，林秘书等复来劝总统出府。总统言竞存果敢作乱，则娥乱平逆，是吾责任，岂可轻离公府，放弃职守。万一力不如志，唯有以一死殉国，以谢国民而已。当时各员见总统坚定如此，非可言动，乃以数人臂力，强挽总统出府。是时，各路皆有步哨，已不能自由通行。林秘书等为叛军步哨接连盘问数次，幸得通过。而总统单身行至财政厅前，已遇叛军大队由东而来，诸人已不能通行。总统遂参在叛军队中，从容不迫，履险如夷。叛军以为其同事也，亦不查问。及至永汉马路出口，总统方得脱险。……
这是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的纪录。蒋介石说孙中山一开始是准备“一死殉国，以谢国民”的，可是紧要关头，他的同志“乃以数人臂力，强挽总统出府”，要他逃亡，不要他殉国。结果呢，孙中山虽然“以文天祥自待”、认为“总统死民国，分所应尔”均见《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但是他毕竟没做文天祥，而让“君主死社稷”专美于前了！
很巧的是，在蒋介石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后二十六年，他自己也是总统了，他也面临了一个殉国的机会。据他在《军人魂》讲词中回忆，经过是这样的：
讲到这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我自从前年徐蚌会战军事挫败之时，我就抱定了以身殉国的决心，来报答我们总理和全国人民付托的重任，尽了我的职责。我这个存心，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本来也就没有对你们说的必要。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个最后的打算，所以我今天要把我年来的决心告诉你们。
当徐蚌战役失败之后，我就决定与共匪在京沪线上实行决战。我当时认为这一次战争，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最大的搏斗，如果决战获胜，使军事形势转危为安，当然是国家之福；如果不幸而失败，南京为首都所在地，我是国家元首，就决定以身殉职，死在南京，以尽我个人的责任。因此我在未下野以前，就严令在京沪各地加强工事构筑，就是为了要和共匪背城借一，也可以说是求得我的死所。当时有一班亲友、同志，窥见了我这尽职殉国的决心，而且知道我平日的性格，不愿临难苟免，因此时时怕我自杀，所以他们时时在暗中提防着。我当时明告他们．现在最希望我自杀的，第一是共匪，其次是一般投机分子；如果我自杀了，他们就可以达到他们投降卖国的目的。徒使他们逞决一时，于国、于民、于我革命主义，皆无有补益，所以我说此时尚未到应死的时候，亦未到最后的关头。我绝不自杀，我一定要忍辱负重，与共匪周旋到最后关头，为死难官兵复仇，为国家、民族除害；只要我们国家、民族还有一寸土地、还有一部军队，我一定要在这块土地上，高举青天白日的旗帜，再接再厉，百折不回的奋斗。我这一段话，今天到会的同志中，亦曾经有几位同志亲自听到的。实在我观察那时候革命失败的情形，体念总理“我死则国生”的遗训，如果不幸南京陷落的时候，我唯有死在南京，才可以上报总理，下对国民。但当时有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动摇分子，听信共匪挑拨离间的谣言，一定要我去职下野。我在当时不得不离开这我亲自建立的首都，和总理陵墓所在之地的时候，你们以为我必悲伤不堪，感想千万么？其实我毫无其他遗憾，唯其中内心所不堪忍受的，就是自感“今后我无死所了”！只有这句话，才可以形容我当时心境悲哀的情绪。我离京以后，国家的形势当然更加危急，但当时一般将领如果在京沪一带，仍能体念我的意志，不忘革命责任，人人抱定其杀身成仁的决心，拼命作战，保卫缔造艰难的首都，那我们即使失败，还可以对得起国家和人民。万不料一般文武干部，没有看到敌人的影子，就只身逃亡，无形瓦解，使敌人不放一枪，不损一弹，就占领了首都，且因之不到一年，而丧亡了整个大陆。历史上军事的失败，从来没有这种可耻可痛的情形！亡国先例虽多，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悲惨的现象！
这是一九五0年四月十六日的讲话。蒋介石说他自己一开始是准备“以身殉国”、“上报总理，下对国民”的，可是紧要关头，他的同志“一定要我去职下野”。结果呢，蒋介石虽然“决定以身殉职，死在南京，以尽我个人的责任”，但是他毕竟没死在南京，“自感‘今后我无死所了’！”
上面这两个故事，今天我们对照读起来，真未免感到无独有偶，并且觉得好生奇怪。奇怪国民党中为什么总是有这种不争气同志，他们在紧要关头，总是剥夺了他们伟大领袖万古流芳的机会、总是不让他们伟大领袖去做文天祥。结果呢，他们伟大领袖一个个都“寿终正寝”而死，而不是“一死殉国”、“以身殉国”而死。落得只能“言教”而不能“身教”，思想起来，岂不太美中不足了么？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夜
孙中山不准再打炮
在国民党钦定历史里，一九二二年有一次“犯上”的“叛变、就是所谓“陈炯明叛变”。这年六月十六日夜里，“叛变”
开始，弟兄们，包围总统府去！对总统府打炮，孙中山狼狈逃亡。十六日．孙中山逃上兵舰。据这年九月十八日孙中山写的《致本党同志述陈变始刺及今后方针书》，经过如下：
六月十六日之变，文于事前二小时，得林直勉、林拯民奔告，子叛军逻弋之中，由间道出总统府，至海珠，甫登军舰，而叛军已围攻总统府，步枪与机枪支作，继以煤油焚天桥，以大炮毁粤秀搂，卫士死伤枕籍，总统府遂成灰烬。首事者洪兆麟所统之第二师，指挥者叶举，主谋者陈炯明也。总统府既毁，所属各机关咸被抢劫，财政部次长廖仲恺，卒前一日被诱往拘禁于石龙，财政部所存币项及案卷部据，掳掠都尽，因会议员悉数放逐，并掠其行李。
总统所属各职员或劫或杀，南洋华侨及联义社员亦被惨杀。复纵兵淫掠，商廛民居，横罹蹂躏。军士掠得物品，子街市公然发卖。繁盛之广州市一旦萧条。广州自明末以来学文明与儒教的关系，西方新思潮与东方古代哲学传统的关，二百七十余年无此劫也。五年逐龙济光之役、九年逐莫荣新之役，皆未闻有此，而陈炯明悍然为之，例行逆施，乃至于此。文既登兵舰，集合舰队将士，勉以讨贼。
目击省垣罹兵燹是，且闻叛军已由粤汉铁路困袭韶关。乃命舰队先发炮，攻击在省叛军、以示正义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犹存。发炮后，始还驻黄埔，俟北伐诸军之旋师来援，水陆并进，以歼叛军，此为当日决定之计划，而文久驻兵舰之所由也。“这一事件中最有趣的，是孙中山“乃命舰队先发炮”的举动。
孙中山事后对人说，这一朝岸上发炮，是一种“炮教”（用炮打你的一种教训），为了“以示正义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犹存”，所以不得不打你几下子。据蒋中正《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炮教”是“指定目标炮击，故人民之于是役，损伤甚微，而叛军死于炮火者，约数百人。当时因陆上部队不能如期发动，故炮击后，叛军乃得溃而复聚，其乱卒不克平。”可见“炮教”“炮教”，于大局无补．只是“炮教”而已。到了七月，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与洋记者谈话，记者间：“先生允不再炮击羊城乎？”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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